正确评估和应对亚太地区形势转变

文/樊吉社

现在亚太地区在全球替代蛋白市场中的份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而北美继续占据了主导地位，大约有三分之二的资金流向了北美的初创企业。亚太地区获得了6%的全球融资，高于2020年的5%和2015年的1%，但仍然落后于欧洲（10%）。

据路透社3月31日报道，由于中国重新开放和经济反弹，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将在2023年加速，增长率将从去年的3.5%回升至5.1%，高于去年10月预测的4.6%。就中国而言，世行预计中国经济增速将从去年的3%反弹至今年的5.1%，高于去年10月预测的4.5%。

不过，如果不包括中国，世行预计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将从2022年的5.8%放缓至今年的4.9%，略低于去年10月5%的预测，原因是一些国家的通货膨胀和家庭债务上升拖累了消费。报告所涉及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发展中经济体包括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蒙古国等亚洲国家，以及斐济、瓦努阿图等太平洋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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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防长的表态体现出，地区国家普遍追求开放包容、反对选边站队。”赵立坚说，亚太地区是合作高地，不是博弈棋局。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促进团结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繁荣。

本书是这一领域的新近而艰难的学术探索，是立足亚洲重要区域（东南亚尤其是中南半岛）进行的关于亚太共同命运的历史溯源和规范建构。

研究兴趣包含区域国别学的理论与方法、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公共卫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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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的是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统一和协调四国在安全领域的立场；

事实上，从印度不愿追随西方制裁，反而加大了俄罗斯能源进口，到韩国始终和中国若即若离，保留了较大的合作空间，再到拜登此次推“印太经济框架”，应者寥寥，都说明了，印太战略的稳定性不足，和拜登天天挂在嘴边的架势相比，有点虚。

然而正如习近平主席在17号的书面演讲中提到的，亚太并不是谁的后花园，也不应该成为大国角斗场，在与日本、菲律宾等国首脑会晤时，"坚持战略自主"的表述更是多次出现。中国与亚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从来不是排他的，中国也欢迎美国为推动地区发展做出建设性贡献，但前提是共同维护亚太的繁荣与稳定。

什么叫“解决挑战”？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太坏了，我们要去亚洲“替天行道”，把中国胖揍一顿，将被中国影响的亚洲，变成在西方刀剑之下，按照西方的民主成功改造的合格人类聚集地。

重要的还是在个度上

这种认可不是白认可的，既然日本是“民主世界”对抗中俄的前线，这么神圣的地位，那么“战败国”的帽子可以摘了吧？在军备、修宪、武器出口方面的制约可以松了吧？日本要重新找回“亚洲军政大国”的荣光，可以睁只眼闭只眼吧？

再配合以“福建号”为代表的大国重器进入井喷期，针对台海的常态化战备已经成型，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空间也引人遐想，中国和美国的军事平衡正在快速转变。

最好的办法，就是日欧和韩欧在美国的同盟框架内自己亲近，互为靠背，这也是为啥日欧都喜欢把“亚欧安全不可分割”的说法挂在嘴边。

1991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在韩国首都汉城（现称“首尔”）举行并通过《汉城宣言》，正式确立这一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即“为本地区人民的共同利益保持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促进成员间经济的相互依存；加强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减少区域贸易和投资壁垒”。

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替代蛋白上，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迹象。例如，印尼植物肉初创公司Green Rebel Foods就是当地市场的领先者，生产真正迎合东南亚口味的产品。

资料图

东亚

发于2022.4.11总第1039期《中国新闻周刊》

第一，冷战结束后，亚太各国之间的安全关系曾不断缓和，安全问题虽然没有消失，但已不是国家间关系的主要议题，这种情况现在正在变化。本地区不少国家开始增加国防开支，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常规军备竞赛，这种势头未来甚至可能蔓延到战略武器领域。诞生于冷战时期但并没有随着冷战结束而消失的旧安全架构重新被激活，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新的联盟关系，如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和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安全议题在各国关系中的重要性持续上升，日益凸显。

第二，发展经济、推进地区合作曾是亚太地区各国关系的主题，大多数国家都从经济全球化当中获益良多，各国同时致力于减少经贸壁垒，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各国经济关系目前正在发生变化。亚太地区新建了多个地区合作机制，包括自由贸易协定(FTA)、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等，美国近期计划提出所谓“印太经济框架”,各国正被分割成不同的集团。近年来对亚太经济合作冲击最大的则是美国竭力推动的经济和技术“脱钩”，而不是重新挂钩，亚太地区在经济领域也趋于分裂。

第三，冷战结束后大国曾合作应对亚太地区及区域外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现在大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分歧不断增加，合作空间收窄，合作动力下降，诸如朝核、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亚地区热点问题，将持续影响亚太地区稳定与经济发展。

第一，各国应保持从首脑到工作层等各级对话渠道畅通，通过官方渠道释放或者获得清晰的政策信号。过去几年中，有些国家为了战略调整进行国内动员，为此对其他国家进行毫无根据的诋毁攻击，同时夸大分歧争议，并故意对媒体泄密喂料。这种做法只能增加国家和民众之间的恶感，是不健康的，不利于任何国家。国家有分歧和争议很正常，应该通过对话渠道沟通交流。

第二，各国应该在“威慑”与“保证”信号之间寻求平衡。在社交媒体时代，每个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宣示，都需要面对非常复杂的受众群体，包括国内、盟国、伙伴国家以及潜在对手。如何平衡“威慑”与“保证”信号，这考验各国的外交技巧。如果处置不当，给一方提供的“安抚”和“保证”信号可能被解读为对另一方的蓄意“威胁”或“威慑”，从而导致相关各方陷入安全困境，进入消极循环。

第三，各国应致力于在政治上不敏感的领域加强合作。各国之间合作、竞争和对抗的领域类似交通信号灯，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领域属于政治上非常敏感的“红灯”区域，当前条件下各国很难在这些领域进行合作，如果能妥善搁置已属上策。另外一些领域在政治上敏感度较低或没有政治敏感性，这些领域可称为“黄灯”和“绿灯”区域。处于“黄灯”区域的地区安全议题，各国应致力于防止因处置不当滑向“红灯”区域，并通过对话沟通增进理解，探索合作。处于“绿灯”区域的议题，诸如粮食供应安全、人道主义援助、气候变化等，各国应增进协调，拓展合作。

第四，各国有必要维持“1.5轨道”及“第二轨道”对话。如果官方对话条件不成熟，各方可通过这些非官方对话，探索解决问题之道，或者通过对话澄清立场，增信释疑，为官方接触创造条件。将来在新冠疫情好转后，各国还应鼓励更多的面对面交流；条件不允许的时候，视频会议也有助于增进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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