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江，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腹心、成渝发展主轴线中心，拥有辐射周边16座城市、2亿人口的优势，是成渝地区物资流、资金流、人才流、技术流、信息流等资源要素流动交汇的便捷纽带，拥有得天独厚的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条件。

近日，四川省内江市大数据局局长、内江市大数据中心主任谢川接受新华网专访。他表示，建设新型智慧城市是加速内江城市能级跃升的重要载体，是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引擎，更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有效抓手。

勇于突破路径依赖，系统推进数字化发展

据谢川介绍，内江市大数据局(中心)是内江市大数据行业主管部门，代市政府履行数据所有者职能，负责信息化建设、数据资源共享及电子政务网络规划、管理和审批工作，并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

谢川在主持内江市大数据局(中心)全面工作的同时，还兼任“数字内江”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他认为，通过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构建城市数据资源基础体系，促进城市数据资源的高效利用，赋能城市治理、民生服务和产业创新，实现“优政、惠民、兴业”，能够让内江这座城市更加宜居、更具韧性、更有智慧，塑造内江新型智慧城市服务之“门”、成渝新型智慧城市发展之“柱”、全国新型智慧城市示范之“窗”，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近年来，内江市在数字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多项成果。首先，通过建强“甜城大脑”，使内江城市管理智慧能力进一步提升。通过学习借鉴杭州、宁波、海口等地经验做法，高位推进内江市智慧城市和大数据管理运营中心(暨“甜城大脑”)建设，打造“1+2+3+4+N”架构体系，实现城市可视化、智能化、精细化治理。

其次，打通内部壁垒，使数据要素价值进一步释放。内江通过积极融入全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一网通办”政务服务能力建设和创新应用试点，构建智慧普惠的数据治理体系。通过推进标准化建设，将智慧城市运行模型指南、全国政务服务线上线下融合指南等标准运用到智慧城市建设中，形成16项内部标准，建立地市级智慧城市数据中台和地理空间标准规范体系，并加快国省市县四级数据互联互通。

通过狠抓运维管理，进一步筑牢数字安全屏障。持续铸实数字安全这个“地基”，“甜城大脑”云平台高分通过专家评审和等保测评，构建“一平台、双探针、多采集”的数据安全监管体系，对数据的采集、传输、存储、处理、交换、销毁等全生命周期进行监管，实现数据安全的事前自查、事中监测、事后追溯，全力保障信息数据和数字资产安全。

发挥撬动作用，数字产业生态进一步集聚成势。通过“以项目引投资建设、以市场赢企业进驻”方式，成功引进阿里巴巴合资组建云智科技公司、独资设立聚橙公司、阿里客服体验中心，打造川威集团“ET工业大脑”等，有力带动了数字产业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内江市以“数字内江”建设为牵引，勇于突破路径依赖，系统推进数字化发展，助力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市和区域物流枢纽建设，成功入选四川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一网通办”政务服务能力建设和创新应用试点，获评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国家“宽带乡村”试点城市、国家数字乡村试点、数字经济发展示范基地、四川省电子信息产业配套基地等荣誉。

携手阿里巴巴 助力现代化内江高标准实现

基于阿里巴巴集团在云计算、大数据、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物流、智慧城市服务等领域资金、人才、技术方面，拥有较强的实力和优势，内江与阿里巴巴集团自2019年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以来，合作不断换挡提速，双方高层互访频繁、交流广泛，不断寻找合作的契合点、挖掘新的合作方向和增长点。

谢川认为，双方牵手是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数字中国的具体行动，将通过发挥各自优势，以实际行动响应国家号召。合资公司云智科技、独资公司内江聚橙、阿里客服体验中心、川威集团“ET工业大脑”等相继落地内江，合作成果不断显现，充分彰显了阿里巴巴集团对内江未来发展的信心，更是双方真诚相待、彼此信赖的集中体现。

据了解，内江市委八届五次全会紧扣四川省委赋予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市和区域物流枢纽”的定位，提出“做大工业、做强物流、美乡优城、共同富裕”工作总抓手，明确“实施工业倍增计划、建设区域物流枢纽、实施农村面貌改善行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共同富裕”六项重点任务，为双方进一步深化数字赋能、挖掘数字经济发展潜力提供了广阔空间。

“合作伙伴之间需要有胸怀、有格局、更要有付出，只有优势互补、目标一致、携手同行，才能行稳致远。”谢川说，相信阿里巴巴集团会持续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和先进的平台经济管理理念，不只为甜城内江插上“智慧”翅膀，更将发挥自身优势，集成数字生态企业扎根巴蜀大地，全面参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赋能数字经济发展，助力现代化内江、现代化四川高标准实现。

多重举措，助力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谢川表示，下一步将聚焦内江市委市政府“‘做大工业、做强物流、美乡优城、共同富裕’工作总抓手”、“‘实施工业倍增计划、建设区域物流枢纽、实施农村面貌改善行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共同富裕’六项重点任务”，在“数字内江”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统筹下，持续发挥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牵头抓总作用，协同全市各级各部门和各类主体，在构建数字产业生态、推进促进产业融合、强化基础设施支撑、加强数据开放共享等方面狠下功夫，助力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市和区域物流枢纽贡献数字技术力量。

第一，构建数字产业生态。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机遇，加快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充分调动“甜城大脑”规划建设技术经济资源，推动数字技术广泛应用，打造一批“数字内江”应用场景，引进一批IT设备制造、云计算、数据加工、数据存储、服务外包、产业互联网、跨境电商等项目。抢占新型显示、集成电路等产业新赛道，推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成链集群发展，打造成渝经济区电子信息产业配套基地。做大做强承接平台，拓展内江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外包产业园、内江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内江新经济产业园等数字园区承接空间。

第二，推进促进产业融合。大力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深入融合，积极推进钢铁、建材等传统产业智能化、数字化改造，以数字化技术赋能“页岩气+、钒钛+、甜味+、装备+”四大产业，推动行业龙头企业集成应用创新、中小型企业数字化普及应用、产业园区数字化转型、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升级，支持企业建设数字园区、数字工厂、数字车间和工业互联网平台。开展数字农业和数字乡村等试点，加快内江生猪大数据中心等重点项目建设，提升内江黑猪、特色水产、精品蔬菜、肉牛羊等特色产业数字化水平。加大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力度，大力发展智慧物流等新业态，构建智能终端全覆盖的现代化服务体系。

第三，强化基础设施支撑。提升网络通信基础设施，积极推进5G、千兆光网、物联网、视联网建设及IPv6应用，推动形成高速泛在、万物互联、天地一体的通信网络支撑体系。突出算力基础设施能力，加快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统筹数据中心集约化、规模化布局，积极稳妥发展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着力完备算力网络和数据安全体系。全面发展融合基础设施，建优“甜城大脑”等重点项目，深度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推进城市建设“智慧聪明”，实现城市基础设施智慧建设、智慧管理、智慧运行和智慧维护，推动融合基础设施赋能水平持续增强。

第四，加强数据开放共享。挖掘数据要素价值，积极开展四川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深化与数字龙头企业及科研院所的合作，探索开展数据要素的标识、上链、确权工作，强化数据分级分类、标准化处理、清洗加工等治理工作，加大生猪数据挖掘及应用力度，积极挖掘数据要素价值，以应用场景开发带动数据归集，以数据归集丰富应用场景开发。夯实基础平台建设，持续开展数据汇聚治理工作，推动省共享平台有条件共享数据目录的沟通和申请，以及国家接口的申请利用工作，加大国省数据申请回流力度，结合部门业务需求，开展数据治理融合，建设交通资源中心等主题库，强化数据安全监管，大力实施“一网通办”前提下“最多跑一次”改革，持续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加强政务数据共享应用，数据作为高质量政务服务要素助推全市营商环境创优升级。

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 3月10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智”城市“慧”生活：一座超大城市的智慧化治理》的报道。

路灯安装了感应系统，能根据行人的数量及时调节亮度，实用又低碳；桥梁上安装了监测系统，一旦数据异常就自动报警；居民的大件垃圾不再“搬运难”，点击“一键回收”可实现上门收件……生活在成都，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让城市更“聪明”，群众更有获得感、幸福感。

变化背后，是成都积极推进智慧蓉城建设，回归以人为本的初心。作为一座常住人口超2100万、GDP超2万亿元的超大城市，成都智慧蓉城建设打破了以往“各人自扫门前雪”的顽疾，全局优化、集约统筹、长效运营，部门协同联动，数据纵横畅流，切实筑牢城市运行管理架构，从内到外提升社会治理能力，重塑城市发展大格局。

从“一个电话”到“一个数据库”

成都市民遇到问题时，拨通这个号码，就会得到及时回应解决。这就是成都12345热线平台。

如今，随着智慧蓉城加快建设，12345已打造成全市统一的群众诉求受理平台、业务办理平台、数据共享平台、行政效能投诉平台，正在实现集多元化受理、分层级办理、全过程监督、大数据分析等功能于一体的12345“一号通”。

今年1月，四川九维大树家居科技有限公司的伍女士在办理企业股权变更时，因为经营范围和企业名称不一致，业务系统提示变更失败。伍女士通过12345热线的“高新通”亲清在线平台反映了诉求，4小时内就通过成都高新区的服务专员得到了解决。“上午提交的诉求，下午就有专人联系。”伍女士说。

“高新通”是成都市不断优化12345平台，根据实际需求扩充其功能的一个缩影。1月28日，为了更好服务企业，成都市启动了12345亲清在线平台建设，聚集了超36万家企业的成都高新区也推出“高新通”亲清在线平台，将该平台作为全区集中受理和分派企业诉求的线上服务端口，并开发建设了“诉求通”“政策通”“金融通”等六大专业服务板块，让服务企业更“智慧”。

在12345热线接听中心，每天近200人在岗，7×24小时在线，日均2万余通电话接入。

从横向看，12345已打通了商务局、住建局等100多个职能部门；从纵向看，12345已形成了市、区（市）县、乡镇（街道）三级联动，市民来电来信，所反映的问题可直达职能部门。市民还可以通过12345新媒体平台，自助查询反映诉求内容的办理过程、办理结果。

不仅如此，12345背后的海量数据还逐渐汇聚成“一个数据库”。成都市网络理政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借助平台大数据分析，成都市相关部门可以每日汇总各类基础信息，对突出问题进行预警分析，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我们每天都会对12345热线中的来电数据进行梳理、归类，特别会对市民反映比较集中的热点问题进行统计分析，促使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得到快速回应和解决。”该负责人说。

智慧交通让城市更“聪明”

作为国内首批启动智慧交通建设的城市之一，成都市的智慧交通体系，也让城市交通运行更“聪明”。

1月24日，大年初三，成都12345市长热线接到成都市蒲江县朝阳湖镇石象村村民胡先生的来电，反映从该村蓝莓基地到蒲江县城没有直达客运班车，导致他种植的蓝莓不能及时运出售卖。

接到电话后，成都市交通运输局通过大数据综合分析，发现这条线路是村民赶集、蓝莓运输、城市周边游的主要线路。当天下午，成都市交通运输局组织蒲江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进行研究，第二天便开通了从石象村蓝莓基地到蒲江县的直达客运班线，按照一天两班实行常态化运行。目前，这一线路已成为群众通勤和乡村旅游的重要运力。

除了通过12345等平台了解市民出行诉求，成都市交通运输部门也通过公共交通运营监测平台等智慧化系统，汇集轨道、公交、共享单车等数据，主动分析发现问题，向公共交通运营企业提出优化建议。

“2022年，通过大数据分析及实地踏勘结果，成都市新开及优化地铁接驳公交线路25条，新增及调整了106座地铁出入口的公交接驳站点，全市地铁站50米范围公交站配置比例由此前的74％提升至90％。”成都市交通运输局总工程师周亚军说。

同时，通过大数据分析，多个共享单车点位的早晚高峰供需矛盾也得以缓解。据一家共享单车企业统计，自2022年11月数据共享试点以来，单车日周转从2.3次提升至3.5次，企业降本增效效果明显，市民的骑行需求也更好地得到了满足。

通过智慧交通体系的建设，2022年，成都市中心城区绿色出行分担率达到69％，较2021年提高4个百分点。

为建好智慧交通的基础底座，成都市正以“应接尽接”的原则，推动建设交通运输数据共享“一张网”。目前，已汇集全市民航、铁路、城市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公交、出租、网约车等15大类领域数据超9200亿条次，视频数据28万路，日均新增数据6亿条次。同时，向成都市城运中心等92家单位实时共享24小时动态数据，为城市各部门协调联动提供数据支撑。

交通数据共享“一张网”不仅在平时助力提升城市通勤效率，也在春运、大型节假日等特殊时期，为加强交通运输应急保障发挥了重要作用。

成都市春运办的数据显示，今年春运40天内，成都市对外交通客流总量达3219万人次，成为人口流动最为活跃的城市之一。在此期间，成都整合民航、铁路、公路、水路等数据打造的成都市交通运输应急保障平台积极发挥作用，实现跨部门、跨行业的联动响应。

1月15日20时，该平台监测到在23时后有15趟列车晚点到达成都东站，总人数约8160人。平台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将晚点信息推送至成都轨道集团、市公交集团和出租车GPS营运服务商，交通部门及时采取地铁延时收车、抽调公交应急运力、增派空载出租车（网约车）等措施，做好旅客到站后的接驳工作。次日凌晨1时前，成都东站所有到站旅客全部疏散完毕。

“2023年春运期间，智慧化平台共助力交通运输部门处置类似大小事件50余次，为保障群众出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周亚军说。

当城市“生命体征”有了“监测大脑”

走进位于成都市青羊区的智慧蓉城城管城运分中心，一块大屏幕上呈现出整个城市运行的各类数据，照明系统、桥梁安全监测系统……这里发挥着综合指挥调度、城市管理体征监测、城市管理数据汇聚等功能，可以说，是一个城市“生命体征”的“监测大脑”。

成都市城市管理数字化监督管理中心主任叶志俊告诉记者，该中心目前已经接入城管行业16个业务管理系统，汇聚9大类393.4亿条数据，成为城市管理的运转中枢。

尤其是，该中心探索出了一种基于城市生命体的联动管理模式，提出了城市管理体征指数，以不同的分数和颜色反映城市的体征状态。当城市“身体”出现一些问题，这个“体温计”就会显示报警。

而这背后，是一整套城市“生命体征”标准指数的不断打磨确立。记者了解到，城市“生命体征”由安全、整洁、有序、便民四个维度共387项指标构成，通过一块大屏幕，可以实时查看整个城市的整体管理运行情况。“比如，今天的城市体征指数显示为91分，说明城市管理体征处于标准状态，整体运行正常。但是，具体的‘有序维度’指数为84分，扣分较多，点开可以追溯原因，发现‘城市街面有序’‘临街建筑有序’等指标均有扣分，尤其是‘共享单车乱停放’扣分最多，方便我们及时加强相关方面的治理和改进。”叶志俊说。

路灯感应系统可以自动调节照明亮度，智慧化平台可以及时收集回应群众诉求……作为智慧蓉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智慧城管的建设不仅有效增强了城市管理信息化、精细化水平，还实现了城市管理问题主动发现、快速响应。

2022年9月5日12时52分，四川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系统监测到地震波到达时，成都市内一座桥梁结构响应数据异常。成都市城管委立即结合系统监测数据及现场应急排查情况综合研判，最终判断地震未对桥梁结构产生较大影响，确保了桥梁运行安全。

“城市是一个有机生命体，通过智慧化手段实时监测城市的健康，不仅明显提升了问题发现和处置效率，还能真正实现‘润物细无声’般的城市治理。”叶志俊说。

破解社区治理“最后一米”

“滴滴滴……”大屏幕上显示枣子巷15号小区独居老人刘爷爷家的监测用电量在24小时内明显减少，可能出现异常情况，需要关注。

报警声音发出后，正在值班的枣子巷社区党委书记陈世蓉立即拨通了小区网格员的电话，网格员在十几分钟后赶到老人家，原来老人身体不适，一直躺在床上。网格员赶紧将老人送到医院，避免了意外发生。

这是去年7月成都市金牛区西安路街道智慧社区建设为独居老人办实事的一个缩影。记者了解到，为独居老人“兜底”，在老人同意的情况下，街道通过监测日常用电预警、安装烟感报警器、智能手环等多种智能化方式，为独居老人“保驾护航”。

社区是一个城市的细胞，智慧蓉城建设离不开智慧社区的打造。成都市启动智慧蓉城建设以来，一批智慧应用也在社区积极探索中。

走进西安路街道城市运行中心，迎面可见一块巨大的LED屏幕，街道河流、小区院落、餐饮门店等在电子屏幕上清晰呈现出来。

金牛区智慧治理中心主任吴明成介绍，金牛区有机融入成都全市的数据资源体系，打造支撑全区、赋能基层的城运数据底座，汇聚了人口、事件、物联、视图、社会行业等全区数据资源近3亿条，实现数据在区内的高效流动。全区998个网格、2481个小区院落、120.31万人口上网入图，实现多维度人口画像，治理力量对应匹配，做到对“院落有谁、谁管院落”心中有数。

西安路街道办事处主任郭止怡告诉记者，街道还结合实际情况，在智慧蓉城社区通用版本上“定制”了符合街道社区需求的应用，打造了智慧社区小平台，将社区由传统的“管理”变为“治理”，更打通了社区治理的“最后一米”。

郭止怡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西南路街道地处成都老城区，不仅老旧院落多，烟火气浓厚，还聚集了多条“美食街”“好吃街”，有60多家各类小餐馆。以前，餐馆油烟扰民问题经常被投诉，为了从源头化解矛盾，街道和社区经过大量走访调研，对投诉较多的49家餐饮店实施了油烟在线监测，一旦商户油烟超过标准，社区智慧平台就能实时报警。

“社区能第一时间了解情况，商户也能及时知道油烟排放污染，通过在线监测，目前街道的餐饮店油烟扰民投诉断崖式下降。油烟监测系统上线以来，仅有1家餐饮店被投诉，情况明显改善。”郭止怡说。

以“智”促治，智慧城市为创新基层治理提供了变革性的新路径，也给基层工作人员减轻了负担。

以前，社区工作人员每天要面对大量的“填表格”“交材料”等重复性工作；如今，成都智慧城市建设推出了社区“报表通”功能模块，整合报表106张、采集字段1013个。“社区工作人员不再需要重复填表，一次填写的内容可以自动分发形成各类表格，我们有更多时间精力进社区为群众服务了。”金牛区白果林社区党委书记彭小燕说。

在成华区跳蹬河街道杉板桥社区，通过数字孪生社区建设，社区工作人员面对一个25平方米的高清大屏，就能对辖区1.2平方公里的情况了如指掌并快速处理相关事件。

“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事务繁多，以前网格员都是通过双脚来丈量社区，有了数字孪生社区之后，我们通过‘线上＋线下’机制夯实‘微网实格’体系，探索出了更高效、更为智能化的工作方式。”杉板桥社区党委副书记崔梅娟说。

 

 

本文转载自区域经济评论（qyjjpl）。

 

作者简介：郝寿义，男，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天津300000）。

马洪福，男，天津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研究院讲师（天津 300000）。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化、智能化、共享化引领城市建设走向新型智慧化，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是新时代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趋势和高级阶段。2015年12月，中央网信办提出了新型智慧城市概念，指出新型智慧城市是以为民服务全程全时、城市治理高效有序、数据开放共融共享、经济发展绿色开源、网络空间安全清朗为主要目标，通过体系规划、信息主导、改革创新，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现代化深度融合、迭代演进，实现国家与城市协调发展的新生态。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智慧城市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次，成为新时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

 

如何融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共同话题和必然选择，而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融合剂——数据资源是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要素。资源开放共享则是新型智慧城市的核心特征，其中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和利用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数据聚变是驱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引擎和新动能。然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面临数据壁垒、资金短缺、运营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制约着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本文基于对智慧城市概念的理解，探究在信息和大数据时代，如何在多维数据聚合新空间——智慧城市中发挥数据资源价值的途径，进而助推城市可持续发展。

 

一、文献综述与概念界定

 

当前全球处于信息和大数据双重叠加时代，新要素、新业态、新模式正重塑城市新空间、新功能，城市发展进入新阶段。智慧城市被普遍认为是新时代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是近十多年来世界各国城市发展的方向，也是城市发展的前沿理念和探索实践。

 

1. 国内外智慧城市相关概念研究

 

国内外大多数学者认为智慧城市概念由数字城市演变而来，按照概念的提出时间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98—2008年是全球数字城市建设时期，2008年至今进入全球智慧城市建设时期（罗卫，2019）。基于各国智慧城市建设实践，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智慧城市概念进行了深化，提出数字城市、智能城市、虚拟城市/信息城市、宽带城市/宽带大都市、泛在城市等概念（傅荣校，2019）。用科技凝聚和服务城市是智慧城市的核心，注重信息技术与城市发展的融合，以问题、目标与需求为导向通过创新城市发展模式、整合优化城市资源配置方式，进而提升城市智能化运行效果与即时服务能力，以提高城市生产、生活质量，并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智慧城市建设不仅仅是基础设施和技术的更新，还是城市争夺新增长空间、培育可持续发展新动能的手段。

 

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不断深入，智慧城市发生了重要转变。一是从重视技术到强调以人为本，打造智慧城市不是目标，而是手段；科技只是一种优化基础设施、资源分配与空间共享的工具，智慧城市应着眼于更好地满足居民需求，并支持他们积极参与城市建设，塑造自己未来的家园。二是从以硬件建设为核心到以数据资源为核心，一个成熟的智慧城市能够让市民、企业、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部门既产生数据，也应用数据（楚天骄，2019）。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提高政府服务能力即“优政”、企业生产效率即“兴业”、居民生活质量即“惠民”是智慧城市的目标，其核心在于能够实现大数据时代地球空间信息“4R”的智能服务要求，即在城市新空间中如何在规定的时间（Right time）和规定的地点（Right place）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将正确的数据、信息、知识（Right
data/information/knowledge）准确地传递给需要的人（Right person），进而对城市空间资源进行高质量整合，提升城市实时智能服务水平（李德仁，2018）。

 

总结已有智慧城市建设实践，可以发现智慧城市是以微观经济主体即居民和企业为核心，以数字化、网络化、云端化和智能化的信息通信技术为技术支撑，以生产、生活、生态活动产生的数据为新要素，旨在通过匹配城市微观主体的供求，实现城市新空间资源有效整合的实时智能服务的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模式（陈莉等，2019）。

 

2.大数据与智慧城市相关研究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城市微观经济主体的位置、移动轨迹、自然条件、城市环境的瞬时变化，都变成了能够被感知、存储、分析和利用的时空数据（李超民，2019）。人类通过亿万个各类传感器将产生越来越多的数据，数据量级将从现在的GB（gigabyte）级和TB级逐步增长到PB级、EB级甚至ZB（zettabyte）级（李德仁，2018），即人类真正进入大数据时代。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和经济增长的新要素。然而，数据开放共享是大数据发展和深入挖掘数据价值的基础，是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和核心内容（邱国栋等，2018）。城市汇聚了巨量的数据资源，数据资源共享是将城市数据资源有效结合起来，优化城市资源配置，满足城市微观经济主体供需匹配的重要机制（朱扬勇等，2018）。智慧城市建设要最大化利用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充分挖掘城市网络空间中的数据资源的价值，并使其发生聚变，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创造可持续动能，即城市数据聚变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

 

目前，国内外学者分析了大数据在交通、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应用，如以T.M.Vinod Kumar等（2017）为代表的学者对智慧城市的智慧经济（Smart Economy in Smart City）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智慧城市的概念框架，其核心在于基于信息技术设施完善的基础上，通过对智慧城市泛在感知获取智慧城市空间系统的瞬时变化，通过数据搜集、分析、整合、匹配提供实时智能服务，进而提高城市效率（张波，2018）。为了能够客观地反映智慧城市的智慧化水平，国外学者试图从不同维度构建智慧城市的概念模型、框架与评价体系。如帕尔多·T（Pardo T）等学者（2011）从技术、人、制度三个维度构建智慧城市的概念模型。此外，一些学者还从城市空间中所容纳的基础设施、政府服务、公共安全等功能维度（拿帕哈德，2011；格雷布伐等，2014；安索普洛斯，2015），或者经济、社会、生态、治理等宏观维度（吉芬格等，2007；IBM索德斯特伦等，2014）来定义智慧城市的概念。国内早期学者则更多地从技术运用于现代城市管理的视角深化了对智慧城市的研究，如李德仁院士将智慧城市看成是智能化城市管理和运营的平台。但是大多数学者更多地是基于2015年12月，中央网信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提出的新型智慧城市概念；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央网信办分别出台了相关指标体系，成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客观评价指标。

 

目前，关于智慧城市、大数据、信息技术等的研究已经非常多，且对智慧城市概念、模型与评价体系的研究也在不断完善。但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智慧城市建设的相互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相对较少。虽然很多学者意识到新一代信息技术对智慧城市建设的影响，但是其还处于一种简单的描述，并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机制分析；尤其是缺少如何在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充分挖掘智慧城市的数据资源，发挥数据资源的价值，培育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等方面的研究。基于郝寿义（2015）在《区域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的区域循环发展理论，本文以如何实现城市数据资源价值化的转变为核心，重点探究数据资本化与智慧城市建设之间的关系。

 

二、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成就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发展迅速，无论是智慧城市数量，还是投资规模，均居全球前列。

 

1. 智慧城市建设规模大，智慧城市群逐渐形成

 

2012年以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分三批确定了290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已经基本覆盖了中国的副省级以上城市，且大多数城市制定了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根据2019年数据，国家级城市群、国家级新城新区、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地级市、县级市开展新型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或总体规划的比例分别为23%、52%、94%、71%、25%。在《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指南》（GB/T36333—2018）的指引下，全国智慧城市差异化布局稳步推进，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引领全国智慧城市群建设，以数据跨城市流动为纽带的群网化，即智慧城市群逐渐形成。按照国家分级分类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规划，中国未来智慧城市建设投资规模和市场规模将大幅提高。随着各级政府积极响应并开展智慧城市建设，中国智慧城市市场规模和增长潜力较大，据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智慧城市的市场规模由2014年的0.74万亿元增加至2018年的8万亿元，约实现年均2倍的增长，这也表明智慧城市建设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强劲的可持续发展动力。

 

2.智慧城市数据共享程度提高，数据驱动效能开始显现

 

数据是智慧城市建设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一般而言，城市空间数据越聚合，数据资源可供挖掘的价值潜力就越大。数据共享程度越高，能够促使城市沉淀数据产生的协同效应就越大。当前，中国地级市共享交换平台和基础数据库建设进展较快，已有81.7%的地级市建成或在建共享交换平台，86.9%建成或在建基础数据库（中国信通院，2019）。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已成为地方政府智慧城市建设的标配，如贵阳、上海、杭州等城市通过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大数据与智慧城市建设相结合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新动能。贵阳政府数据公开程度名列全国第一，贵阳以打造“中国数谷”为目标，2017年，贵阳通过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共吸引和培育大数据企业1200余户，主营业务收入达到817亿元，大数据企业为地方财政贡献110亿元，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3%，这表明智慧城市数据资源具有较大的经济增长潜力。贵州大数据与产业融合模式为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如何发挥数据价值提供了范式，其中数据开放共享是关键。

 

3.智慧城市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集约化管理能力增强

 

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有效解决城市病问题，提高城市运行效率，随着信息通信技术在交通、教育、安全等领域的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协同作用，为智慧城市集约化管理能力的提高奠定了技术支撑。移动终端和互联网普及，促使智慧城市APP与城市生产、生活融合，尤其是以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信息新基建，提升了城市的集约化管理水平。“城市数据大脑”是实现城市数据与城市功能融合的中枢，目前中国城市级大数据平台较少，多集中于政务数据共享交换。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统计资料显示，2019年杭州“城市大脑”和“云上贵州”贵阳分平台已基本建成城市级大数据平台，其中贵州通过向企业发放“云使用券”方式，已累计实现20831家企业“上云”，助推中小微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正在建设城市级大数据平台。

 

中国多数城市正建设政务数据共享的数据平台，65.6%的地级市启动多卡合一建设，超过50%的地级市已着手建设集约化智慧城市管理中心，43%的地级市已开展“多网格合一”工作。各地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建设大数据平台、开发智慧城市APP等方式推动“优政”“兴业”“惠民”。梁甜等（2019）通过搜集全国140个城市333个智慧APP研究发现，智慧交通、智慧生活分别占44.5%、37.8%，其中智慧生活更多集中于人社服务、政务服务、便民服务等。

 

4.智慧城市政策规划与标准体系逐步完善，智慧城市建设分级分类稳步推进

 

201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开启了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步伐，随后国家相关部委与各省（区、市）将智慧城市建设作为城市发展的重点，纳入城市发展长期规划，尤其是“十三五”时期以来，国家相关部委与各省（区、市）出台了一系列智慧城市总体发展规划与试点方案。随着国家《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指南》《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2016年版）》等政策、标准体系的出台，为中国各省（区、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参考标准。2016年至今，多个省（区、市）出台了智慧城市发展的顶层政策，依据市、县实际发展需要，指导地方政府制定相应的智慧城市建设方案，逐步形成顶层设计引导、城市层级衔接、差异化建设的新型智慧城市发展新格局。智慧城市政策体系逐步完善，为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撑。

 

三、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作用机制

 

计算机的出现、互联网的发展、人工智能创新等信息通信技术（ICT）叠加创新，使人类社会迈入信息时代和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AI）等是信息时代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技术，随着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提升了城市发展解决城市病的能力，即城市治理能力；同时，延伸了城市空间范围，弱化了地理因素带来的空间成本，优化了城市空间配置效率。

 

1. 智慧城市体系与城市循环发展

 

根据对智慧城市概念的理解，智慧城市的本质在于运用信息技术促进城市空间各领域的更新，是信息化、智能化与城市化的多维融合，这也决定了智慧城市是一个具备多维度的空间动态非均衡系统。借鉴T.M.Vinod Kumar等学者在《Smart Economy in Smart City》中对智慧城市系统的定义，本文认为智慧城市是生产、生活、生态的新空间聚合体，是数据要素客体、智慧微观经济主体、信息技术和基础设施环境、智能流动或市场机制、智慧应用和制度保障泛在互联、相互作用的网络空间巨系统。数据要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通信技术+信息基础设施是智慧城市区别于传统城市的新基础设施和新要素，这些新基础设施为城市数据资源聚变创造了新平台，新要素的产业化、价值化、资本化即数据聚变成为智慧城市发展的新引擎，促使智慧城市实现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发展。

 

区域与城市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是循环流转和创新驱动共生的过程。其中，循环流转既是一个静态过程，又是一种均衡条件，该均衡则是对经济系统变化的吸收；而创新驱动的发展则是经济系统和社会条件的巨大跳跃，是一种能够打破原有均衡的系统内生变化。在区域与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循环流转是一个和创新驱动的发展共生的过程。创新驱动的发展推动循环流转在更高层次上运行，可将其看作是一个旧结构的瓦解和新结构的构建过程。然而，解构和建构的核心是引入一种新的要素组合，这既改变了要素结构和要素组合，也改变了区域和城市发展模式，最终促使城市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当前，以信息（或数据）为核心投入、智能制造为先导部门、新一代互联网基础设施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技术—经济范式正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此过程中，区域和城市发展新聚集机制形成，并逐步改变传统的产业分工与集聚模式，网络化、智能化将成为新兴产业的组织形态。正如卡斯特所指出：信息技术革命催生了以信息与知识为关键因素，知识的生产、信息的处理以及技术的运用为生产力来源的新的信息发展方式，智慧城市则是这一发展模式的新阶段。

 

2.智慧城市建设与数据资本化的作用机制

 

城市发展本质上是一定空间范围内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非均衡动态系统，是空间、微观经济主体、要素禀赋、环境内在联系与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文认为智慧城市是信息时代和大数据时代的新空间聚合体，是数据资源、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微观主体需求之间动态作用的结果。故本文拟从智慧城市的新要素，即数据或信息要素、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效应、微观主体的匹配等方面，探索智慧城市建设与数据资本化的相互作用机制。

 

第一，多维数据聚集空间——智慧城市。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打破了传统地理空间无感知、孤立的束缚，城市空间延伸到泛在联系、无线感知的网络新空间——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建设完善了城市空间智能服务新功能，为数据资本化提供了应用空间。随着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创新，城市空间也由传统的地理空间延伸到信息网络空间，泛在互联、实时感知、及时反馈成为新空间的核心特征。尤其是进入大数据时代，物联网赋予城市实时监控与整合的能力，城市发展进入城市大数据监控时代，数据、信息成为城市发展的新要素。城市大数据监控时代，城市成为数据聚集地，变成多维数据聚合空间。智慧城市作为一种新空间，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载体，同时也具有空间价值，即城市发展由空间上的发展延伸到空间发展的更高层次。

 

当前，智慧城市建设重在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物联网、遥感等技术实时感知空间内的变化，其本身就是在打破传统地理、信息孤岛等空间阻碍，使得城市发展进入一个能够为科学决策提供瞬时变化信息的新空间。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得智慧城市能够更加高效地汇集城市空间内外部的数据、信息，形成城市发展的数据资源。与传统地理空间资源不同，智慧城市作为一种网络空间，数据或信息资源是其内部核心资源；同时，还能够吸收其他空间的数据资源，并将城市网络空间中的社会、文化、生态等资源进行数据化，形成城市数据资源洼地。此外，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移动终端的普及，使得智慧城市成为具备数据思维、数据能力、数据应用的聚合体。因此，智慧城市既是数据聚变——数据资本化的空间载体，也是数据聚变引致城市质变——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结果。

 

第二，智慧城市的数据聚变——数据资本化。舍恩伯格（2018）指出，人类已经进入数据资本时代。与传统城市发展靠商品生产、资本投资获得利润和积累资本不同，智慧城市中数据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大数据时代，数据资源正逐步向生产要素的形态演进，且与资金、土地、人力、技术等要素相提并论（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2019），参与生产且与劳动创造的商品相互整合衍生形成数据商品，即用数据生产数据（刘璐璐，2019），并促使数据资源的资本化，实现数据的生产要素价值。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与智慧城市建设实质上是将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与城市建设相结合，重在以数据流、技术流引导商品流、资金流、人才流。因此，建设智慧城市就要系统把握数据从哪里来、流向哪里、为何以及流量是多少等问题，这一过程也就是智慧城市数据资源如何配置的问题。

 

一定空间范围内经济主体所拥有的数据资产的聚合，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初始数据禀赋，受数据引力的影响，数据受自身规模与质量、外部条件的影响，不断地聚合数据资源，从而实现数据规模的指数级倍增、空间上融合，在城市空间上将形成数据网络聚合效应。数据的弱排他性、强聚合力、高异质性等，也决定了城市数据价值的非线性规模缩放，区域传统生产要素的线性规模报酬。然而，这种非线性缩放聚合效应要求数据资源或数据资产必须通过市场交易，从而实现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经济价值，即数据资本化。本文研究认为数据资本化是利用市场手段对数据资源开发、加工、交易等，以满足人类创造财富的需求并获取利润，从而对数据资源价值的认识、开发、利用、投资、运营的保值增值过程，即数据价值的实现需要沿着数据资源—数据资产—数据资本—数据经济价值的转换路径，实质上是数据资源价值形态在不断发生变化。未来智慧城市建设则需要围绕数据资本化过程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数据生态系统，完善数据资本化的数据聚集与处理能力、制度保障和市场机制，即构建城市数据资本化价值链。

 

数据资本化过程涉及数据要素禀赋、智慧微观经济主体、信息基础设施环境、智能管理、智能流动机制、智慧应用的智慧城市系统的全部要素。城市数据资本化价值链不仅包括数据资源价值化，还在于“数据+”，依赖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数据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多维融合。数据资本化与智慧城市建设的动态作用目的就在于赋予城市数据思维、数据能力与数据应用，充分挖掘城市空间数据洼地的价值，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数据聚变——资本化，催生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即数据产业化，培育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释放智慧城市的空间价值。

 

第三，数据开放共享是沟通智慧城市与数据聚变的桥梁。当前，作为动态变动的非均衡空间，城市发展要由传统的相对封闭地理空间向开放共享的网络空间转变，智慧城市建设更要通过新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完善，提高空间的开放共享程度，使数据能够真正在城市空间中流动起来即转化为数据资本。所以，智慧城市已成为一个具有复杂系统的数据聚合体，是数据资源本体、大数据技术、市场匹配机制、数据供需主体、数据应用等多维数据因素的聚合体。智慧城市聚合体内数据开放共享决定了聚合体内各因素相互作用的深度，进而决定了智慧城市决策的制定与选择，以及城市的发展模式。

 

在一个成熟的智慧城市中，居民、企业、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部门既是数据的生产者，也是数据的应用者。智慧城市聚合的大量数据资源只要能够用来满足微观经济主体的需求，都具有一定的利用价值，只要能将这些资源按照微观主体的需求有效的匹配起来，就能实现数据资源的共享，促进数据资源发挥价值，提升智慧城市的服务水平和治理能力。智慧城市是政府与居民、企业之间沟通的载体，承载着政府治理、经济社会发展等关键职能。政府为了更好地发挥职能，通过实地调查、统计报表、普查等形式，掌握了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大量数据，在智慧城市建设中这些数据成为政府重要的数据资产。如何更好地开放政府数据平台，挖掘政府数据资产的价值，成为智慧城市政府治理的新举措。目前，上海、杭州、贵阳等城市通过政府数据平台开放打造“城市数据大脑”，城市治理观念、治理模式不断发生变化。同时，通过政府数据开放，催生了数据相关新兴产业的诞生，促进了本地数据资源的产业化。总之，智慧城市以向微观经济主体提供实时智能服务为目标，运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优政”“兴业”“惠民”的目标。这一目标实现的动力和机制均来自数据聚变—数据资源的资本化，而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是前提条件，也是智慧城市建设与数据资本化的共享机制。

 

四、中国智慧城市建设面临的难题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 中国智慧城市规模增长较快，但缺乏可持续性

 

智慧城市建设需要大规模投资，这也决定了智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城市政府、居民、企业的参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部分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投入资金不足，整体投资规模增长趋于下降，导致已规划的项目无法启动、已开展的项目缺乏持续性。根据艾瑞咨询报告统计，2013—2017年中国智慧城市投资规模由1154亿元增长到3274亿元，但年增幅由42.37%下降到17.98%。

 

从地方政府财政角度来看，智慧城市建设需要财政投入一定规模的资金，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财政负担。尤其是在经济增长放缓、财政收入规模缩减、民生等方面财政支出增加的情况下，用于信息化建设或智慧城市建设的预算资金大幅减少。从企业角度来看，虽然政府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智慧城市建设，但因投资回报率较差或投资回报模式不清晰，导致企业投入的热情和资金出现“双低”倾向。这使得中国智慧城市建设资金难以形成持续性投入。

 

2.数据壁垒和开放是制约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最大阻碍

 

政府作为城市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城市运行的治理者，在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各地政府及各部门建立了相应的信息系统，积累了大量的数据、信息等资源。这些信息系统依据相关职能产生对应的数据库、信息库，但彼此之间互不联通，形成了大量的“数据烟囱”。全国部分城市数据开放程度还相对较低，如天津、南京的开放程度与其经济发展程度不相匹配，同时一些落后地区城市如中西部地区城市需要借助智慧城市建设，通过加大政府数据开放程度吸引和培育大数据相关企业、产业，进而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创造新的增长动能。智慧城市数据开放共享还存在不同的系统仅能支撑本部门单一业务应用的问题，即数据往往是孤立的。政府部门也各自独立，互不联通，城市数据洼地的经济价值尚待挖掘。打破信息孤岛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如何持续增加智慧城市数据供给，并提高快速处理匹配数据的能力，关键在于提高数据开放共享程度。

 

3.智慧城市运营机制与风险管控问题

 

在国家政策引导下，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投资规模迅速增长，智慧城市建设项目不断增加，但是当前中国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出现重建设、轻运营的问题，缺乏系统、完善的智慧城市运营体系，这也导致智慧城市实际效益水平相对较低、可持续运营能力不足。在智慧城市建设初期，城市政府投入大量物力、财力建设智慧城市项目，由于缺少长期运营机制，对政府财政投入依赖性较大。近年来，由于政府财政存在较大压力，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相对下降，很多智慧城市项目由于谁建设、谁经营、成本分摊、利益共享等机制欠缺难以持续运营。运营机制不健全导致难以将城市数据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存在差异化的数据标准，难以形成数据资源市场交换、流动机制。此外，由于政府不能较大程度的开放政府数据资源，很难吸引大数据相关企业的进入，这就使得市场参与机制不完善，进而增加了政府财政支出的负担。

 

随着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数据安全问题也成了智慧城市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全球数据泄露事件不断被暴露，如英国一家名叫剑桥分析的数据公司，滥用5000万Facebook用户数据；2012—2016年，涉及金融、保险、零售商以及其他企业的数据泄漏事件总共有950起。同时，这也是当前政府数据开放程度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何在确保数据安全的情况下挖掘数据资源的价值是智慧城市建设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五、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对策建议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对策建议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挖掘数据（信息）要素产出能力，促进数据产品直接交易

 

大数据时代，数据资源正逐步向生产要素的形态演进，且与资金、土地、人才、技术等要素相提并论，参与生产且与劳动创造的商品相互整合衍生形成数据商品，即用数据生产数据。将数据资源的优势转化为数据产品并获得可直接交易的价值，是智慧城市建设助推数据资源资本化的直接路径。新一代信息技术提高了智慧城市数据（信息）要素挖掘、应用、创造经济价值的能力，通过不断积累和挖掘新的数据生产要素，并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生产出满足微观主体需求的新型数据产品，借助智能流动或市场机制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交易获得价值，将数据资源的使用价值直接转化为交换价值。目前，中国成为全球产生并复制数据的重要力量，年均将按照高于全球均值3%的速度增长；同时，由于中国网民基数大，中国数据规模将猛增，据预测，中国的数据规模将由2018年的7.6ZB增至2025年的48.6ZB，从而夯实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数据交易驱动数据互联互通，深入释放数据价值，既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贵州大数据交易所目前可交易的数据产品已突破4000个，涵盖数据源、模型算法、可视化组件、应用平台、数据安全、工具组件、数据治理、云资源等八大类，这些数据产品涉及金融、电信、卫星、农业等30多个领域，数据成交量排前三位的分别是金融数据、行为数据、企业数据。这也表明智慧城市作为数据洼地，其数据价值尚存在较大的增长空间。智慧城市建设更要注重信息要素的挖掘，不仅要为信息要素转化为经济价值创造可行性空间，还要通过信息技术应用，将信息、数据等要素资本化。具体而言，通过建设智慧城市信息基础设施，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产业规模化发展提供平台支撑，并创造市场空间，进而释放数字经济自身的增长动能，以及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实现城市在新要素禀赋优势上的可持续发展。

 

2.细化数据要素禀赋分类，明确数据产权，提升数据要素的市场流动性

 

智慧城市建设需要依托数据便捷地交换、共享、融合，数据产权明确是数据资源在市场流动的前提。目前，智慧城市数据大致可划分为政府部门数据、企业数据和物联网数据三种类型。其中，政府各部门和下属单位都有一套各系统内的数据资源，涉及经济、气象、金融等方面，政府大数据约占国内数据总量的80%（摘自《南京日报》，2016）。企业数据又可分为新兴互联网企业数据和传统以客户资源为主的企业数据，经过企业的挖掘、利用后，形成了企业竞争新优势。典型代表如阿里巴巴、腾讯等新兴互联网企业和海尔、海信、美的等传统企业。此外，还有一些新兴的以物联感知技术开发与应用的科技企业，通过与政府、企业合作搜集数据资源。一般而言，企业数据和物联网感知数据具有明确的产权界定关系，企业是数据产权的拥有者，具有决定数据使用、出租、转让的权力，由此也使数据资源交换价值得以实现。然而，由于政府数据具有特殊性，其数据使用价值转化存在较大的阻碍。从竞争性和安全性两个角度来看，政府数据因具有涉密的特点，使其具有垄断性和安全性“双高”的特点，虽然不能直接向市场开放，但可依据数据的特点，进行分级、分类逐步开放，建立自主可控的数据开放开发机制。具体而言：一是对涉密较高的数据不开放、不共享。二是对涉密程度不高或可探索市场化运营的数据，逐步开放并共享，用数据作为资本参与智慧城市建设。三是逐步解决不愿开（垄断）、不敢干（开放数据存在风险，有后顾之忧）、不会开（开放质量不高，可利用性差）的问题，可采取企业开发、政府监督的自主可控机制。智慧城市建设应注重完善与数据确权相关的制度，提高数据开放共享程度，尤其是政府数据资源开放，释放政府拥有的沉淀数据资源的价值。

 

3.探索智慧城市建设运营新模式，优化数据资产配置

 

优化数据资产配置就是要以数据资产存量为基础，推进与数据资产相关的产业组合发展，整体优化配置数据资产并提升数据资产的质量及其服务社会的智能化水平，从而提高数据共享的增值空间。数据资本化实质是数据流在空间中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流动，并依托与信息基础设施形成产业化应用，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其看作是通过“数据+”促进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社会产出，实现数据资产优化配置。所以，智慧城市建设就是要完善“数据+空间”“数据+产业”“数据+微观主体”“数据+技术”等软硬件环境，促进数据资产转化为数据资本。其外在表现就是智慧城市大脑建设、数字经济发展、智慧城市管理模式的变化。其中，数据资产投资运营创新是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动能的源泉。这就要求智慧城市必须清楚自身的数据资产规模，即要从量上把握数据要素存量。目前，国内尚缺乏统一的数据资产核算标准，这是制约城市数据价值挖掘能力的重要因素，也是数据难以确权并进行市场交易的关键因素。未来政府要创新资产核算方法，掌握自身拥有的数据财富，并进行投资运营。为了实现数据资产资本化，政府还应该创新投资运营模式。一方面，政府可以对数据资产进行授权运营，如浪潮集团与济南、天津和内蒙古合作，搭建健康医疗大数据超级平台，三地政府授权浪潮集团运营健康医疗大数据，带动互联网+医疗、AI+医疗、医养结合、医疗科研以及可穿戴设备、康养辅具等领域的产业化。另一方面，把数据作为招商资源，数据招商替代传统招商模式。例如，青岛市北区以某企业35PB互联网数据为依托，开展数据招商，鼓励大数据企业依托数据开展基础研究和创新应用，围绕数据存储、数据分析处理、数据可视化、数据安全等领域推进产品研发，完善产品体系，面向社会提供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等。

 

本文节选自《区域经济评论》2021年第3期（整理 张子）。

 

 

来源：区域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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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编辑：一米阳光

 

 

文丨唐钰婷

编辑丨王彬

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后，“新基建”概念彻底“火”了。

“新基建”七大领域包括：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

智慧城市建设是新基建必不可少的部分

虽然“智慧城市”并没有包含在内，但智慧城市建设却是新基建必不可少的部分。在阐述智慧城市与新基建的关系前，首先需要理解何为“新基建”。上述的新基建七大领域，出自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是目前社会认同度最高的说法。但这七大领域只是新基建的典型“代表”，并不能与新基建划上等号。

“新基建”概念首次提出，是在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此后高级别会议前后三次明确提及“新基建”内容。

目前，“新基建”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央视国际频道给新基建下的定义是：发力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撰文指出：“新基建”是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消费升级领域基础设施。

可以发现，“新基建”的核心是科技，建设的目的在于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基础。

中电科智慧院是中电科的直属二级单位，是中电科在新型智慧城市领域的牵头部门，参与编制了多项智慧城市相关国家标准，是负责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的“设计师”。

中电科新型智慧城市研究院总经理助理、技术总监孙亭告诉亿欧科创：“新基建的’新’，指的是区别于传统基础设施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或者说数字化基础建设。而数字化基础设施与我们智慧城市的建设是相辅相成的，或者说智慧城市建设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就是数字化基础设施。”

新基建“大展身手”的舞台

首先，从智慧城市建设说起。

“新基建”是服务于数字经济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智慧城市本身就是发展数字经济。因此发展“新基建”，就是给智慧城市建设打基础。

根据《智慧城市技术参考模型》，智慧城市产业可分为：感知物联层、网络通信层、计算存储层、数据与服务融合层，以及智慧应用层。数字经济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5G通信等新兴技术产业为代表，二者可谓相辅相成。从本质上来说，智慧城市建设的内容，就是数字经济。

另一方面，智慧城市要得到高质量的发展，离不开“新基建”的完善。

中电科智慧院孙亭告诉亿欧科创：“智慧城市建设的三个重要目标是：推动社会治理、民生服务和企业发展。”在实现这三个目标的过程当中，需要信息化系统和智能设备的支持，而系统和设备的稳定高效运行，就离不开5G、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等“新基建”的支持。

其次，从“新基建”的建设目标来看。

新基建之所以称为“基建”，而不称为“科技产业”，是因为它的最终目的是服务其他产业，做其他新兴产业的“基础设施”，而不是“自成一派”。而智慧城市就是“新基建”最大的服务对象。

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从以铁路、公路、水利工程等传统基建项目中就可见一斑。

“要致富，先修路。”没有铁路、公路，就没有人口的迁移、资源的交换，就没有快速的城镇化，也没有经济的腾飞。我们关注的“春运经济”、出行服务、物流……这些为经济带来巨大增量的产业，无一不得益于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我们现在已经很少再关注“修路”的情况。

同理，虽然现在“新基建”概念备受关注，但无论这一概念多么“火热”，它未来都将走上传统基建的路——成为其他新兴产业的“基石”。因为技术发展本身无法产生经济价值，只有与产业相结合，助力具体产业的发展，其价值才能凸显。

而智慧城市是“新基建”的首要服务对象。

一方面，智慧城市是对新兴技术需求最大的领域之一。根据IDC发布的《全球智慧城市支出指南》，今年全球智慧城市相关技术支出预计将达到约1240亿美元，比2019年增长18.9％。其中，中国市场支出规模将达到266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二。

另一方面，智慧城市定义宽泛，几乎涵盖了各行各业。以新基建中最具代表性的领域5G为例，5G的相关应用包括AR/VR、数据高速传输、车联网等，而这所有的应用，都与人的生活与工作息息相关。

AR/VR不仅可以用于娱乐，还可以用于安防、工业生产等场景；数据高速传输能解决高清视频传输、人工智能云端应用等问题；车联网则能够有效解决当前城市交通的问题。

再以人工智能为例，目前人工智能的“买单方”依然以政府单位为主，而政府单位使用人工智能的场景，则是安防、交通、政务等智慧城市的典型场景。

总的来说，“新基建”是短期稳增长的重要抓手，长期调结构的重要方向，因此当下备受追捧。参考传统基建的建设情况，“新基建”的建设浪潮也将持续多年。但只要是“基建”，扮演的角色都是“绿叶”，就像公路、铁路一样，未来将作为其他产业的支撑存在，甚至会逐渐被忽视。

但在“新基建”之上发展的智慧城市不同。智慧城市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集群，是传统产业信息化、智慧化，以及新型技术产业化发展的交汇点，将伴随城市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在提及“新基建”的时候，不应该忽视未来那些踩在新基建的肩头上摘苹果的领域，因为“基建”的项目可能会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改变，但智慧城市这样巨大的产业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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