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观察】

光明日报记者 张亚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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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在更隐蔽的地方出现新问题”

党永富呼吁国家尽快将耕地质量保护法纳入立法规划。为何要进一步呼吁制定耕地质量保护法？党永富解释道：“去年，我们国家通过了《土壤污染防治法》，让土壤问题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但是土壤污染防治法里涉及的土壤面很广，不仅包括耕地，还包括林地、草原等。相较而言，耕地需要的保护级别更高，所以眼下也需要制定一部更详细更有针对性的法律对其进行更严格的保护。”

（2）有机农药：如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

借鉴国内外经验进行科学有效治理

记者了解到，耕地污染修复完成后，仍需满足作物生长需要，而大部分建设用地的地块修复技术并不适用于农田土壤修复。对此，王夏晖建议，应注重土壤资源的分类分区管理和安全利用，借鉴“河长制”“湖长制”经验，探索建立“田长制”，由各级党政领导牵头，负责行政区域内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对已实现安全利用的受污染耕地，从农产品临田检测、超标粮食处置机制、农产品安全追溯体系等方面加强管理，确保安全利用效果稳定可持续。”

她建议：“对有色金属、皮革制品、石油煤炭、化工医药、铅蓄电池制造、采矿、印刷、危险废物、加油站等可能对土壤造成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必须在环境影响评价时开展土壤评价。污染责任主体和治理修复单位要摸清土壤中污染物的迁移、转化规律，应结合地块个性化特点对土壤进行治理修复，保证修复质量。因此，企业应当成为土壤污染防治的重要力量。同时，不同类型的地块需要加以不同对待。对已经污染的土地，相关部门与涉事企业应按照有关规定开展土壤环境风险评估，加强风险防控和治理修复。对暂不开发利用的污染地块，实施以防止污染扩散为目的的风险管控，及时移除或者清理污染源，采取污染隔离、阻断等措施防止污染扩散。”

土壤环境污染治理是世界性难题。“西方工业化国家遇到土壤污染问题比我国早，治理也比较早，在土壤污染治理修复方面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治理技术体系。我国应紧密结合自身实际，充分借鉴国际经验。”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土壤与固废环境研究所副所长谷庆宝指出。

对耕地进行更高级别的保护

当地群众：重度污染的不毛之地在治理过程中能生长有经济价值的植物，在改善环境的同时还给我们带来了收益，我们认可。我们佩服实施团队（牛）：重度污染地从寸草不长到治理后的草林繁茂；轻中度污染区水稻烂根，低产到治理后苗壮、高产，如过治理后的土壤中能长出蚯蚓，那就更好—这是群众的期盼。

利用土壤中的某些低等动物如蚯蚓进行重金属cd污染修复的研究仍局限在实验室阶段，且因受低等动物生长环境等因素制约，其修复效率一般，并不是一种理想的修复技术。

重度污染区土地修复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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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修复单元区修复前后土壤有效态铜、镉含量

关于我国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司长苏克敬在2019年该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相关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风险突出，超筛选值农用地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的任务依然较重。

“近年来，绿色可持续的修复理念在美国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主要从整个土壤修复过程进行考量，考虑修复环节中社会、环境、经济的代价，筛查最佳的修复技术，实现土壤污染的治理目标。”谷庆宝认为，这对我国未来土壤污染防治具有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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