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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首页空中楼阁理论的提出者是(空中楼阁理论)
导读：杨振宁的理论有哪些实际的应用？听听大家怎么说。
1、物理学从伽利略牛顿开始，演化出各类应用技术，诸如机械、化工等，最后麦克斯韦把电学和磁学一举拿下，所有理论归于一统。这就是“经典物理学”。
后来人算不如天算，爱因斯坦一众人借着“两朵乌云”把经典物理大厦强拆了，随后出现了两条岔路：量子力学和相对论，这就是“现代物理学”的起点。
物理学开始流传一个传说，只要统一了“四大基本力”，就能重建物理学大厦。四大基本力，简单来说就是：电磁力、弱力、强力、引力，据说这四个家伙包含了宇宙间一切作用关系。
狄拉克，把狭义相对论引入量子力学，将薛定谔方程进化成狄拉克方程，创立量子场论，把电磁力和带电粒子之间的关系全整明白了，顺手预言了反物质的存在。
老杨在这个时间点登场了，左手先来一个“杨-米尔斯理论”，右手再来“宇称不守恒”的慢动作，唱出一首惊才艳绝的“规范场论”，一举解决电磁力和弱力统一，史称“电弱统一”。按照老杨的思路，大家整出了“标准粒子模型”，把粒子产生的机制，粒子之间的强力、弱力、电磁力这三种作用关系都弄明白了，这基本就可以解答“物质是什么”这个近似于哲学的概念了。现代物理基本就走到了顶点。
老杨因此一举封神，成为科学史上，继一牛二爱三麦之后，坐五望四的存在。
什么是高科技
举个我们国家的例子说明问题，都说航空发动机是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那到底“明珠”在哪？那代表一个国家最高的科技实力。
虽然发动机结构设计复杂，制造难度刁钻，但这种难度无法与材料相比。很多同学就不信邪了，为啥材料这么难？这还不是人类科技太落后，什么都要靠试验，只能通过一次一次试验，才能找到最优方案。
类似的，F16的发动机图纸，早早就有了；中科院可以扫描出最先进芯片上所有的设计细节；如此等等。唯独材料，死死卡在瓶颈上！我国比美国落后，最大大部分的原因，就在于所谓的核心技术，归根结底，就是材料！
学术点说，就是我们搞不懂让不同的原子按照特定的规律排列。
新材料技术和量子力学
说到这里，有悟性的同学应该已经知道知识点了。以老杨理论为基础开发的标准粒子模型，就是人类解决材料问题的终极钥匙啊！你如果基本粒子特性都搞掂了，什么材料不是手到擒来？
2、杨振宁是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几位物理学家之一，也是当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1994年杨振宁因杨-米尔斯理论获鲍尔奖时，授奖词中称赞他的工作排在了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的工作之列。
牛顿的理论早就投入到生产应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最主要技术来源就是牛顿力学。第二次产业革命的诞生与完整的经典电磁理论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早已投入到技术领域，科学家们根据相对论的计算设计制造出大型加速器，根据相对论的计算为导航卫星进行时间修正，质能方程为人类提供了核能。这些建立在伟大科学理论基础上的技术应用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若是问杨振宁的理论促使了哪些技术的出现并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目前看他的最杰出的一些成就还没有投入到技术应用领域，但这并不妨碍杨振宁是伟大的科学家。并且，伟大的理论往往都有这样的特点，那就是在理论刚问世时，并不能看到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应用。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是法拉第根据电磁感应现象发明了发电机，在法拉第展示发电机时，有贵妇问他发明的那玩意能有什么用？法拉第反问：“夫人，刚生下的婴儿能有什么用？”
杨振宁的最重要成就是在粒子物理与场论领域中，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让他拿到了诺贝尔奖，规范场理论孕育出弱相互作用、电磁相互作用、强相互作用的统一，大显神威的粒子物理的标准模型就是在杨振宁的理论框架下完成的。
把几种相互作用统一到一起能有什么用？找到各种粒子相互作用以及转化的规律会诞生怎样的技术应用？不论哪位科学家都不可能给出明确的回答，因为这样的问题太超前了，人类目前尚无能为力，就像牛顿在给出他的理论时不会想到今天会有成百上千颗卫星在太空为人类服务。
3、物理学家分为两种，一种是理论物理学家，人数不多，因为与实用离得太遥远。另一种是实验物理学家，其学术成果都可以直接实用。如丁肇中以及李政道在瑞士的欧洲大型对撞机那里，长期从事基本粒子的实验，发现了中子、质子、夸克等等。更多的发明和发现，是实验物理学。实验物理学家也是很懂理论的，杨振宁的获奖论文就是与李政道合著的，两人分享了1957年的若贝尔物理奖。
所谓理论物理学，就是脑袋里理想化，抽象化的东西，如果不经过实验或实践的检验，那基本上就是个屁，牛顿的理论被颠覆得有点多。事实上，理论物理学家要看实验报告，在实验结果的基础上，推演理论。没有实验物理学，理论就是空中楼阁，水中月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中国的老子李耳，就是个理论家，很玄乎，所以老子的理论叫作玄学。老子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难道能说是老子让高铁在大地上奔驰的吗？难道能说是嫦娥让登月的吗？
玄学当然不是实证科学，玄学可以不要严格的，标准的论证程序和方法。老子连论题都可以不确定，甚至连道的概念都可以不确定。老子开篇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的内涵和外延并没有界定。
中国的火箭导弹是钱学森主持搞的，钱学森是空气动力学家。但是，钱学森一个人是搞不出来的，还需要各个方面专家的合作，如材料、燃料、电气、遥感、控制、弹道等等。
人造卫星太复杂，有千万个零部件，绝对需要各方面科学家的合作，缺一个都不行。GPS是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光卫星就多达近百颗，爱因斯坦用不着懂无线电学，或者材料学与信息学。
所以，把人造卫星的功劳归于牛顿，把GPS的功劳归于爱因斯坦，都是荒唐可笑的。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宇称不守恒，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任何实际和实用的价值。请注意！宇称不守恒不是杨振宁一个人提出来的，刻意省略李政道有点不道德。事实上，1950年代，物理学界热议宇称守恒或不守恒，李杨二人主张不守恒，并且用论文予以论证。
4、
导读：本章摘自独立学者灵遁者量子力学科普书籍《见微知著》。此文旨在帮助大家认识我们身处的世界。世界是确定的，但世界的确定性不是我们能把我的。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三个人打破人们对“宇宙守恒”固执印象！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物理定律的守恒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有了这些守恒定律，自然界的变化就呈现出一种简单、和谐、对称的关系，也就变得易于理解了。所以，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对守恒定律有一种特殊的热情和敏感，一旦某一个守恒定律被公认以后，人们是极不情愿把它推翻的。
因此，当我们明白了各种对称性与物理量守恒定律的对应关系后，也就明白了对称性原理的重要意义，我们无法设想：一个没有对称性的世界，物理定律也变动不定，那该是一个多么混乱、令人手足无措的世界！
灵遁者物理科普书籍《见微知著》在灵遁者淘宝有。
诺特定理将物理学中“对称”的重要性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物理学家们似乎还不满足，1926年，有人提出了宇称守恒定律，把对称和守恒定律的关系进一步推广到微观世界。 这就是一开始为什么说宇称的基础是诺特定理！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宇称守恒”的含义。“宇称”，就是指一个基本粒子与它的“镜像”粒子完全对称。人在照镜子时，镜中的影像和真实的自己总是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包括容貌、装扮、表情和动作。同样，一个基本粒子与它的“镜像”粒子的所有性质也完全相同，它们的运动规律也完全一致，这就是“宇称守恒”。
假如一个粒子顺时针旋转，它的镜像粒子从镜中看起来就是逆时针旋转，但是这个旋转的所有定律都是相同的，因此，镜内境外的粒子是宇称守恒的。按照诺特定理，与空间反射不变性（所谓空间反射，一般指的是镜像）对应的就是宇称守恒。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同一种粒子下的个体粒子理解成彼此互为镜像的，例如，假设一个电子顺时针方向自旋，另一个电子逆时针方向自旋，一个电子就可以把另一个电子当成镜像中的自己，就像人通过镜子看自己一样。由此推断，根据宇称守恒理论，所有电子自身环境和镜像环境中都应该遵循同样的物理定律，其他粒子的情况也是如此。
听起来，所谓的“宇称守恒”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至少在1926年之前，早已有人提出了牛顿定律具有镜像对称性。不过，以前科学家们提出的那些具有镜像对称的物理定律大多是宏观的，而宇称守恒则是针对组成宇宙间所有物质的最基本的粒子。如果这种物质最基本层面的对称能够成立，那么对称就成为宇宙物质的根本属性。
事实上，宇称守恒理论的确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得到了验证——只除了弱力。我们知道，现代物理将物质间的相互作用力分为四种：引力、电磁力、强力和弱力。在强力、电磁力和引力作用的环境中，宇称守恒理论都得到了很好的验证：正如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粒子在这三种环境下表现出了绝对的、无条件的对称。
在普通人眼中，对称是完美世界的保证；在物理学家眼中，宇称守恒如此合乎科学理想。于是，弱力环境中的宇称守恒虽然未经验证，也理所当然地被认为遵循宇称守恒规律。
然而在1956年，两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大胆地对“完美的对称世界”提出了挑战，矛头直指宇称守恒定律，这成为上世纪物理学界最震撼的事件之一。引发这次震撼事件的最直接原因，是已让学者们困惑良久的“θ-τ之谜”，它是宇称守恒定律绕不过去的坎。
20世纪50年代初，科学家们从宇宙射线里观察到两种新的介子（即质量介于质子和电子之间的粒子）：θ和τ。这两种介子的自旋、质量、寿命电荷等完全相同，很多人都认为它们是同一种粒子。但是，它们却具有不同的衰变模式，θ衰变时会产生两个π介子，τ则衰变成三个π介子，这说明它们遵循着不同的运动规律。
假使τ和θ是不同的粒子，它们怎么会具有一模一样的质量和寿命呢？而如果承认它们是同一种粒子，二者又怎么会具有完全不一样的运动规律呢？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物理学界曾提出过各种不同的想法，但都没有成功。物理学家们都小心翼翼地绕开了“宇称不守恒”这个可能。你能想像，一个电子和另一个电子的运动规律不一样吗？或者一个介子和另一个介子的运动规律不一样吗？当时的物理学家们可没这胆量。
1956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在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各种因素之后，大胆地断言：τ和θ是完全相同的同一种粒子（后来被称为K介子），但在弱相互作用的环境中，它们的运动规律却不一定完全相同，通俗地说，这两个相同的粒子如果互相照镜子的话，它们的衰变方式在镜子里和镜子外居然不一样！用科学语言来说，“θ-τ”粒子在弱相互作用下是宇称不守恒的。
李政道和杨振宁的观点震动了当时的物理学界，他们在完美的物理学对称世界撕出了一个缺口！
在最初，“θ-τ”粒子只是被作为一个特殊例外，人们还是不愿意放弃整体微观粒子世界的宇称守恒。此后不久，同为华裔的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用一个巧妙的实验验证了“宇称不守恒”，从此，“宇称不守恒”才真正被承认为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基础科学原理。
吴健雄用两套实验装置观测钴60的衰变，她在极低温（0.01K）下用强磁场把一套装置中的钴60原子核自旋方向转向左旋，把另一套装置中的钴60原子核自旋方向转向右旋，这两套装置中的钴60互为镜像。实验结果表明，这两套装置中的钴60放射出来的电子数有很大差异，而且电子放射的方向也不能互相对称。实验结果证实了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
我们可以用一个类似的例子来说明问题。假设有两辆互为镜像的汽车，汽车A的司机坐在左前方座位上，油门踏板在他的右脚附近；而汽车B的司机则坐在右前方座位上，油门踏板在他的左脚附近。
现在，汽车A的司机顺时针方向开动点火钥匙，把汽车发动起来，并用右脚踩油门踏板，使得汽车以一定的速度向前驶去；汽车B的司机也做完全一样的动作，只是左右交换一下——他反时针方向开动点火钥匙，用左脚踩油门踏板，并且使踏板的倾斜程度与A保持一致。现在，汽车B将会如何运动呢？
也许大多数人会认为，两辆汽车应该以完全一样的速度向前行驶。遗憾的是，他们犯了想当然的毛病。吴健雄的实验证明了，在粒子世界里，汽车B将以完全不同的速度行驶，方向也未必一致！——粒子世界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地展现了宇称不守恒。
三位华裔物理学家用他们的智慧赢得了巨大的声誉，1957年，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一项科学理论，在发表的第二年就获得诺贝尔奖是史无前例的。很遗憾的是，用精妙绝伦的实验证实了宇称不守恒的吴健雄一直没能获奖。
不过，究竟为什么粒子在弱相互作用下会出现宇称不守恒呢？根本原因至今仍然是个谜。
宇称不守恒的发现并不是孤立的。在微观世界里，基本粒子有三个基本的对称方式：
1、一个是粒子和反粒子互相对称，即对于粒子和反粒子，定律是相同的，这被称为电荷（C）对称。
2、一个是空间反射对称，即同一种粒子之间互为镜像，它们的运动规律是相同的，这叫宇称（P）。
3、一个是时间反演对称，即如果我们颠倒粒子的运动方向，粒子的运动是相同的，这被称为时间（T）对称。
这就是说，如果用反粒子代替粒子、把左换成右，以及颠倒时间的流向，那么变换后的物理过程仍遵循同样的物理定律。
但是，自从宇称守恒定律被李政道和杨振宁打破后，科学家很快又发现，粒子和反粒子的行为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一些科学家进而提出，可能正是由于物理定律存在轻微的不对称，使粒子的电荷（C）不对称，导致宇宙大爆炸之初生成的物质比反物质略多了一点点，大部分物质与反物质湮灭了，剩余的物质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世界。
如果物理定律严格对称，宇宙连同我们自身就都不会存在了——宇宙大爆炸之后应当诞生了数量相同的物质和反物质，但正反物质相遇后就会立即湮灭，那么，星系、地球乃至人类就都没有机会形成了。
接下来，科学家发现连时间本身也不再具有对称性了！
可能大多数人原本就认为时光是不可倒流的。日常生活中，时间之箭永远只有一个朝向，“逝者如斯”，老人不能变年轻，打碎的花瓶无法复原，过去与未来的界限泾渭分明。不过，在物理学家眼中，时间却一直被视为是可逆转的。比如说一对光子碰撞产生一个电子和一个正电子，而正负电子相遇则同样产生一对光子，这两个过程都符合基本物理学定律，在时间上是对称的。如果用摄像机拍下其中一个过程然后播放，观看者将不能判断录像带是在正向还是逆向播放——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没有了方向。
关于时间没有方向性的论述，我在《变化》中有过论述。大家可以去看看。
然而，1998年年末，物理学家们却首次在微观世界中发现了违背时间对称性的事件。欧洲原子能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发现，正负K介子在转换过程中存在时间上的不对称性：反K介子转换为K介子的速率要比其逆转过程——即K介子转变为反K介子来得要快。
至此，粒子世界的物理规律的对称性全部破碎了，世界从本质上被证明了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
当“宇称不守恒”在上世纪50年代被提出时，大多数人对“完美和谐”的宇称守恒定律受到挑战不以为然。在吴健雄实验之前，当时著名的理论物理学权威泡利教授甚至说：“我不相信上帝是一个软弱的左撇子，我已经准备好一笔大赌注，我敢打赌实验将获得对称的结论。”然而，严谨的实验证明，泡利教授的这一次赌打输了。
近代微生物学之父巴斯德曾经说过：“生命向我们显示的乃是宇宙不对称的功能。宇宙是不对称的，生命受不对称作用支配。”自然界或许真的不是那么对称和完美，大自然除了偏爱物质、嫌弃反物质之外，它对左右也有偏好。
自然界的20种氨基酸中，有19种都存在两种构型，即左旋型和右旋型。在非生物反应产生氨基酸的实验中，左旋和右旋两种类型出现的几率是均等的，但在生命体中，19种氨基酸惊人一致地全部呈现左旋型——除了极少数低级病毒含有右旋型氨基酸。无疑，生命对左旋型有着强烈的偏爱。
也有人提出，生命起源时，氨基酸呈左旋型其实是随机的，它不过是顺应了地球围绕太阳转的磁场方向。但大多数科学家却认为，左旋型和右旋型的不对称意味着这两种能量存在着高低。通常认为，左旋型能量较低，也较稳定，稳定则容易形成生命。
更令人费解的是，虽然构成生命体的蛋白质氨基酸分子都是左旋型的，但组成核酸的核糖和脱氧核糖分子却都是右旋型的——尽管天然的糖中左旋和右旋的几率几乎相同。
看来，上帝对左右真的是有所偏爱，如果事事处处都要达到绝对的平衡对称，“万物之灵”的生命就不会产生了。
不管是故意也好，疏忽也罢，上帝或许真的并不是一个绝对对称的完美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不对称创造了世界。
道理其实很简单。虽然对称性反映了不同物质形态在运动中的共性，但是，只有对称性被破坏才能使它们显示出各自的特性。这正如建筑一样，只有对称而没有对称的破坏，建筑物看上去虽然很规则，但同时却一定会显得非常单调和呆板。只有基本上对称但又不完全对称才能构成美的建筑。
大自然正是这样的建筑师。当大自然构造像DNA这样的大分子时，总是遵循复制的原则，将分子按照对称的螺旋结构联接在一起，构成螺旋形结构的空间排列也是基本相同的。但是在复制过程中，对精确对称性的细微的偏离就会在大分子单位的排列次序上产生新的可能性。因此，对称性被破坏是事物不断发展进化、变得丰富多彩的原因。
正如著名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所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仔细观察树叶中脉（即树叶中间的主脉）的细微结构，你会发现就连同一片叶子两边叶脉的数量和分布、叶缘缺刻或锯齿的数目和分布也都是不同的。
绝大多数人的面部发育都不对称，66%的人左耳稍大于右耳，56%的人左眼略大，59%的人右半侧脸较大；人的躯干、四肢也不完全对称，左肩往往较高，75%的人右侧上肢较左侧长。
可以说，生物界里的不对称是绝对的，而对称只是相对的。实验研究证明，这是由于细胞内原生质的不对称性所引起的。从生物体内蛋白质等物质分子结构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一般呈不对称的结构形式。科学研究还发现，不对称原生质的新陈代谢活动能力，比起左右对称的化学物至少要快三倍。由此可见，不对称性对生命的进化有着重要的意义。自然界的发展，正是一个对称性不断减少的过程。
其实，不仅在自然界，即使在崇尚完美的人类文明中，绝对的对称也并不讨好。一幅看来近似左右对称的山水画，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但是如果一幅完全左右对称的山水画，呆板而缺少生气，与充满活力的自然景观毫无共同之处，根本无美可言。
有时，对对称性或者平衡性的某种破坏，哪怕是微小破坏，也会带来不可思议的美妙结果。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或许完美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对称，恰恰是对称的打破带来了完美。
“宇称不守恒原理”的影响是深远的。许多人说：“很难想象，假若没有杨和李等的工作，今天的理论物理会是什么样子？！”1998年年末，物理学家发现首例违背时间对称性事件。欧洲原子能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发现，正负K介子在转换过程中存在时间上的不对称性。这一发现虽然有助于完善宇宙大爆炸理论，但却动摇了“基本物理定律应在时间上对称”的观点。
物理学上这种不辨过去与未来的特性被称为时间对称性。经典物理学定律都假定时间无方向，而且也确实在宏观世界中通过了检验。但近几十年来，物理学家一直在研究时间对称性在微观世界中是否同样适用。欧洲原子能研究中心的一个小组经过长达三年的研究最近终于获得了突破。他们的实验观测首次证明，至少在中性K介子衰变过程中，时间违背了对称性。
由来自九个国家近百名研究人员组成的这一小组在实验中研究了K介子反K介子相互转换的过程。介子是一种质量比电子大，但比质子与中子小，自旋为整数，参与强相互作用的粒子，按内部量子数可分为π介子、ρ介子和K介子等。研究人员在实验中发现，反K介子转换为K介子的速率要比其时间逆转过程、即K介子转变为反K介子来得要快。这是物理学史上首次直接观测到时间不对称现象。
现代宇宙理论曾认为，宇宙大爆炸之初应该产生等量物质和反物质，但当今的宇宙却主要为物质世界所主宰，这一现象一直让人困惑。欧洲核子中心新实验证明，反物质转化为物质的速度要快于其相反过程，因此它为宇宙中物质量为何远远超过反物质量提供了部分答案。
另外，新成果对物理学基本对称定律研究也有重要意义。物理学家们一直认为，除了基本物理定律不受时间方向性影响外，物体在空间物理反射的过程以及粒子与反粒子的变换过程也应遵循对称性。时间、宇称和电荷守恒定律被认为是支撑现代物理学的基础之一。
本世纪50年代来，物理学家先后发现一些守恒定律有时并不完全满足对称性。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曾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并经实验证实，之后美国人詹姆斯·克罗宁和瓦尔·菲奇又发现K介子衰变过程违背宇称和电荷联合对称法则，他们都因此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由于时间、宇称和电荷作为一个整体被认为应该守恒，物理学家们曾猜想说，时间在特定情况下会违背对称性。欧洲核子中心的成果首次证实了这一猜想。
1999年3月，科学家称直接观测证明电荷宇称定律有误。美国费米实验室宣布说，该实验室以前所未有的精度，基本“确切无疑”地证明中性K介子在衰变过程中直接违背了电荷宇称联合对称法则。这一结果被认为是物质和反物质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进展。
目前普遍接受的物理学理论认为，每一种基本粒子都有其对应的反粒子。譬如说与带负电的电子相对应，就存在质量相同、携带电荷正好相反的正电子。在反物质理论提出后，科学家们一直认为，粒子和反粒子之间在特性上存在对称，就象人们通过镜子看自己一样。这些对称特性主要包括基本物理定律不受时间方向性影响，以及空间反射下的物理过程以及粒子与反粒子的变换过程遵循对称，它们分别被称为时间、宇称和电荷守恒定律。
1964年，美国物理学家克洛宁和菲奇发现，K介子与其反物质反K介子之间违背宇称和电荷联合守恒定律。但两位物理学家主要通过K介子与反K介子的量子力学波动效应而观测到其违背电荷宇称守恒现象，因此被认为是一种间接观测。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物理学家也先后得出一些类似结果，但基本也都属于间接观测范畴。而要想直接证明K介子违背宇称和电荷联合守恒定律，其主要途径是研究K介子衰变为其它粒子的过程。K介子可衰变为两个介子。物理学家们曾从理论上指出，通过实验测量出一定数量K介子中有多少衰变为介子，这一比值如果不接近零，那么即可被视为直接证明了宇称和电荷联合定律不守恒。
据报道，各国科学家们近年来一直在从事K介子衰变为介子比值的测算，但所获得结果都无法被认为是确切的证明。而费米实验室所获得的最新数值结果（0.00280误差0.00041），由于其精确度比此前实验都有所提高，从而直接证明了宇称和电荷守恒定律确实有局限性。
宇称和电荷联合定律不守恒最早发现者之一、曾获1980年诺贝尔物理奖的克洛宁教授在评价费米实验室新成果时称，这是自发现违背宇称和电荷守恒定律的现象35年来，人们首次获得的有关该问题真正新的认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瓦尔·菲奇说：“这个结果让人极其诧异，这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它非常、非常有意思。”
科学家计划继续在费米实验室进行实验和计算，以验证这些最新观察结果是否确实。与此同时，如果你想知道世界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答案完全就在于左右之间的差异——你只要看看镜子就行了。
在结尾我们还要介绍两个人，同样也是华裔物理学家。一个叫吴健雄女士。一个女士，取了一个男人的名字。但她其实是美女。
就是她用实验证实了杨振宁和李政道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的。从而使得杨李二人在提出理论的第二年就获得诺贝尔奖。但吴健雄女士本人却没有获奖。
下面是关于她的简介：吴健雄（1912.5.31-1997.2.16），生于江苏省苏州太仓浏河镇，美籍华人，著名核物理学家、被誉为“东方居里夫人”，世界物理女王、原子弹之母、原子核物理的女王、最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在β衰变研究领域具有世界性的贡献。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获学士学位，1940年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52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1958年升为教授，1958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1975年获美国最高科学荣誉—国家科学勋章， 1990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国际编号为2752号的小行星命名为“吴健雄星”，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
吴健雄主要学术工作是用β衰变实验证明了在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用实验证明了核β衰变在矢量流守恒定律，μ子、介子和反质子物理方面的实验研究，验证“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奠定了吴健雄作为世界一流实验物理学家的地位，许多著名科学家都为她没有因该项成就同杨振宁与李政道同获诺贝尔物理奖而疑惑不平，但已被公认为世界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
李政道：李政道，1926年11月25日生于上海，江苏苏州人，哥伦比亚大学全校级教授，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因在宇称不守恒、李模型、相对论性重离子碰撞（RHIC）物理、和非拓扑孤立子场论等领域的贡献闻名。
1957年，与杨振宁一起，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内，共派出了915位研究生，并得到美方资助。1985年，他又倡导成立了中国博士后流动站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并担任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顾问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名誉理事长。1986年，他争取到意大利的经费，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创立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CCAST）并担任主任。其后，成立了在浙江大学的浙江近代物理中心和在复旦大学的李政道实验物理中心。
2004年任RIKEN-BNL研究中心名誉主任。2006年至今任北京大学高能物理研究中心主任。2016年获得“2015中华文化人物”荣誉。
虽然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都是华裔物理学家，但终究是从中国走出去的科学家。就说明了，中国人是聪明的，中国人搞科研是很有魄力的。中国的飞速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
从诺特定理到宇称守恒是进步，从宇称守恒到宇称不守恒，更是突破。未来我们一定会弄明白，宇称不守恒的根本原因。
因为我们人类时时刻刻都在准备突破。但你要突破，首先要学习很多很多的知识，高等物理，高等数学，还有对物理，对哲学的感悟。我希望你成为科学家，然后我会在这本书中，很荣幸的也介绍你，让更多人的看到你的研究成果。
摘自独立学者灵遁者量子力学书籍《见微知著》
撰文 | 粲先生
来源：粲先生
2012年7月4日，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主报告厅里举行了一场特别的报告会。
在这场报告会上，在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上运行的两个实验，分别宣布了他们的最新结果：他们同时发现了希格斯粒子。
半个多世纪以前预言了希格斯粒子彼得·希格斯和弗朗索瓦·恩格勒也被邀请到了这场报告会的现场。
报告会的过程中，彼得·希格斯被媒体拍到时时擦拭眼角。显然，这位时年83岁的老人有些激动。
被媒体拍到的正在擦拭眼角的彼得·希格斯
报告会上，两个实验的科学家们分别展示了他们最新分析到的数据，在公布最后的结果的时候，科学家激动地向上挥拳，接受听众们的欢呼，“终于，我们发现了它！”
为发现希格斯粒子而欢呼的科学家们
这是一个几乎全体粒子物理学家们期待了半个世纪的结果，几位德高望重的理论物理学家们几乎半个世纪前的研究成果终于被实验物理学家们所证实了。
为什么这个发现如此的令人激动？因为，在物理学最顶端的分支——粒子物理学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立了一整套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而这个框架下最底层的粒子几乎都被发现了，希格斯粒子被认为是最后一个最底层的粒子，所以也被人称作是“标准模型的最后一块拼图”。
粒子物理的标准模型
现在，目前科学家们认知中的标准模型大厦的最后一层框架也被搭建了起来。这一套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发展，凝聚了几代人近一个世纪的心血。
泡利的疑惑
如果我问你，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种“力”？你可能会列举“重力，摩擦力，磁力，压力，浮力……好多好多！”但是如果要问一个现代的粒子物理学家，世界上有多少种“力”，你得到的答案一定是四种：强核力（强相互作用）、弱核力（弱相互作用）、电磁力和万有引力。那么普通人眼中的力的种类为什么和物理学家眼中的不一样呢？那是因为，除了重力来源于万有引力之外，几乎所有在生活中能感受得到的力本质上都来自于电磁相互作用力。
你可能会有疑问，那些不带电的物体产生的力为什么本质上也是来自电磁力呢？其实，像是摩擦力、压力等等看似没有电和磁参与的力，从微观层面来看，都是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分子之间是通过它们本身的电磁场互相影响彼此的，所以，这些宏观上不带电和磁的力，从本源上来讲其实还是电磁相互作用力。
那么，为什么我们看到的世界感受不到引力和电磁力之外的那两种力呢？强核力，弱核力，它们究竟是什么？其实，就像它们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强核力和弱核力的影响范围都特别短，都只能在原子核内部才能发挥作用，也都是实验物理学家们通过对放射性衰变的分析才被发现的。强核力就像是橡皮筋一样，拉住了因为带着同样的电荷而互相排斥的原子核内的粒子，而弱核力则是启动放射性衰变，以及恒星中氢聚变过程的一种力。
人类最熟悉的基本作用力是万有引力，这也是在宇宙尺度上维系星体运动的最直观的作用力。而由于上百年来电磁学以及电动力学理论的发展，特别是19世纪中叶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总结了一组描述电场、磁场与电荷密度、电流密度之间关系的偏微分方程——麦克斯韦方程组之后，人类已经对于宏观的电磁力以及它的传播子光子有了深刻的了解。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赫尔曼·外尔在试图统一广义相对论和电磁学的时候将麦克斯韦方程组所描绘的场在数学上总结为了规范场。
这里规范场是指的满足某种规范变换不变性的物质场。举一个例子：我们熟悉的地球引力。在地球附近的引力场中举起一个苹果，那么地球引力给苹果所带来的重力势能的大小会因为零点的选择的不同而不同，因此重力势能分布就不是一个规范场。但是不论重力势能的零点如何选取，在固定位置苹果所受的重力的大小是确定的，因此重力场才是规范场。类似地，电磁场也是规范场。
然而，不同于这类能够轻易观测到宏观效应的引力和电磁力，人类对于另外两种基本作用力的认知过程则艰难得多。因为对另外两种力的研究一开始都只能在放射性衰变这样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反应中才能进行。
在19世纪末放射性元素被发现之后，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和约瑟夫·汤姆孙（Joseph Thomson）通过在磁场中研究铀的放射线偏转，发现铀的放射线有带正电的、带负电的和不带电的三种。他们把这三种射线分别称为α射线、β射线和γ射线，相应地发出α射线和β射线的衰变过程也就被命名为α衰变和β衰变。
1930年的物理学界，人们在讨论一个严肃的问题，β衰变中能量、动量以及自旋角动量到底守不守恒，因为在那时实验上观测到的β衰变的能量谱线总是呈现出一种弥散的状态，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能量值。这个问题如此的深刻地触及到了基本守恒律，几乎动摇了千百年来的物理学基石。但是在那个年代，相对论、量子理论的发展已经将物理学家的世界观打碎了一次又一次了，人们已经开始在谨慎地考虑守恒律也被打破的可能性了。
但是时年仅三十岁的奥地利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Pauli）是守恒律的坚定信徒，他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假设：他认为，在β衰变的过程中，除了实验中观测到的带电粒子射线之外，还有一束不带电的粒子射线。这类粒子如此之小又如此之孤僻，以至于当时的各种探测器都无法观测到它，这种粒子就是中微子（泡利最初将其称之为“中子”，但是在两年之后詹姆斯·查德维克（James Chadwick）发现了真正的中子之后，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和泡利重新将其命名为“中微子”）。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有弱核力参与的衰变过程的表达式被完整地写出。
几年之后的1935年，为了解释原子核内的质子和中子是如何被束缚在一起的，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提出了强核力的理论。
沃尔夫冈·泡利
在那之后的二十年，物理学界对强核力、弱核力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时间到了1953年，科学家们想要仿照麦克斯韦方程组，写出描述核子、介子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的方程。此时长期研究规范场的泡利首先取得了一些突破，他通过纯粹的数学工具严谨地推导出了一条能够统一描述电磁力场和核力场的非阿贝尔规范场方程。
上文中“阿贝尔”则是指这种规范场满足“阿贝尔群”的条件。尼尔斯·阿贝尔（Niels Abel）本是一位英年早逝的挪威天才数学家，在他仅仅26年的人生中，阿贝尔在多个数学领域都做出了杰出贡献，其中之一就是具有交换性质的一类群。为了纪念这位数学家，可交换的群也被称为了阿贝尔群。对于某类规范场的某种变换来说，如果连续作两次变换的结果与顺序无关，在数学上就叫阿贝尔的，否则就叫非阿贝尔的。举例子来说，我们熟知的加法，1+2+3=1+3+2，计算的结果和计算的顺序无关，所以加法就属于阿贝尔群。然而在三维空间内的旋转则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例如下图是华裔物理学家徐一鸿（Anthony Zee）在他的科普著作《Fearful Symmetry（可畏的对称）》一书中所举的例子，一个海军新兵按照军官的要求，先以竖直轴向右旋转90度后再以水平轴向右旋转90度所呈现的状态，与交换这两条命令的顺序后所呈现的状态不同，因此三维空间内的旋转就不属于阿贝尔群的操作。
一个关于非阿贝尔群的操作的例子
电磁力在数学上满足阿贝尔规范场的形式，而核力的相互作用则呈现了非阿贝尔规范场的形式。
此时的泡利已经53岁，知名于“泡利不相容原理”等理论、年少成名的他此刻已是载誉满身的大科学家，被学界称为“物理学的良心”和“上帝的鞭子”。虽然他写出的非阿贝尔规范场方程在数学上很美，但是他意识到这条方程在物理上还存在着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方程存在发散项，这意味着这条方程预示着规范场必须存在质量为零的传递相互作用的规范粒子来维系方程的关系。然而，质量为零的规范粒子就意味着它传递的相互作用力应该是长程力，应该在无限长的距离外都能接收到它的力的作用，这和现实中发现的短程力核力相矛盾。因此，泡利认识到他的理论“导致了一些相当不实际的阴影粒子”，所以治学严谨的他只是在几场报告会上谈论了这个理论，但是选择了不发表这项成果。
可是在这之后的第二年，一位三十出头的中国人和他的美国合作者也写下了一条类似的方程，他们希望这条方程能够描述强核力。不同于谨小慎微的泡利，这个年轻的中国人选择将他的研究结果快速地发表了出来，并且开始了学术圈内的宣传。
1954年，这位年轻的中国人在普林斯顿做了一场关于这条方程的学术报告，而这场报告的会场里大师云集，俨然是一场华山论剑。其中，这里面就坐着前一年写出过同样概念的方程的泡利。当年轻的中国人在黑板上写下了他的新发现之后，却被坐在台下的泡利打断道：“方程描述的这个场的质量是什么？”泡利的问题简单却深刻，却像是内力浑厚的一阳指直戳了这条理论的软肋：它无法描述现实中有质量的粒子，而这一点泡利自己再清楚不过了。泡利本希望能见证一场精彩的见招拆招，但是中国人只尴尬地回答道：“我不知道……”
质量！质量到底到哪里去了？这是泡利最关心的问题。没有解决粒子质量的来源问题，一切美好的方程都是纸上谈兵。不出意外，这个年轻的中国人写出的方程在发表之后当时并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这条理论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都被束之高阁。
这个年轻的中国人就是杨振宁，这条由泡利最先写出，后来被杨振宁和他的合作者罗伯特·米尔斯（Robert Mills）重新发现的方程因杨振宁和米尔斯选择了发表而日后被一些人称作杨-米尔斯方程。
杨振宁和罗伯特·米尔斯
只是当时的泡利、杨振宁和米尔斯可能都没有料想到，多年以后，这条本有缺陷的方程所描述的规范对称性竟成为了标准模型的基石之一。
基本粒子的“元素周期表”
不同于泡利等人痴迷于研究物质间的相互作用，有另一批科学家此刻正沉迷于研究物质本身。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宏观物体都是由无数的微小的叫做原子的粒子组成的。而原子则是由一个位于其中心极小的空间上的原子核和若干个在核外空旷的空间内绕核运动的电子组成。原子核内包含若干个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质子和中子，这些原子核内质子和中子不同的数目就决定了不同的原子有不同的物理性质。我们所熟悉的氧、碳、氢等等不同的原子就是靠它们原子核内质子的数量不同而表现出了不同的性质。
但是质子和中子就是组成物质的最小结构了吗？科学家们对此的认知逐渐随实验进展而产生了变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研究微观粒子实验的物理学家们发现，有少量的一些粒子表现非常奇怪，寿命比其他粒子长得多。
为了解释这些粒子的奇怪现象，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以莫里·盖尔曼（Murray Gell-Mann）为代表的粒子物理学家提出了夸克模型的概念，认为绝大多数粒子都只含有上夸克（up quark）和下夸克（down quark），而这些表现奇异的粒子的结构中则含有另一种与下夸克电荷一致的成分——“奇异夸克”（strange quark）。虽然这样一个包含三种夸克的夸克模型成功地描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所发现的几乎所有基本粒子的物理性质，然而这种带有分数电荷的假设无论如何在那个年代看来都有些许的疯狂。
夸克之父莫里·盖尔曼
或许是为了淡化这一疯狂设想的严肃性，盖尔曼选择了用一个模仿鸭子叫声的荒诞名称“夸克”来命名他设想的粒子。甚至，在他提出夸克理论之初，他自己也只对他设想的粒子的名字设想好了发音，都没有一个固定的拼写。
在同一个时代，著名的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为了理解基本粒子的行为和分类提出了另外一种模型，叫做“部分子模型”。夸克模型与部分子模型都可以解释一些粒子分类上的问题，所以直到在这之后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粒子物理学界都还没有完全接纳夸克模型， 连夸克模型的提出者盖尔曼都一直保持着谨慎小心的态度，表示夸克模型只是一个数学模型，并试图模糊化处理夸克是否真实存在的话题。甚至在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SLAC）在1968年发现质子内确实存在更深层次的次级结构时，科学家们仍然更愿意相信被发现的次级结构是部分子而非夸克。
理查德·费曼
那么事情是如何出现转机的呢？夸克模型究竟是如何成为了粒子物理学家们的共识的呢？
在盖尔曼提出夸克模型后不久，谢尔顿·格拉肖（Sheldon Glashow）和詹姆斯·比约肯（James Bjorken）在盖尔曼的包含三种夸克的模型之上提出了第四种夸克存在的假设，格拉肖和比约肯把这个他们构想中的第四种夸克命名为“charm”。charm这个词有“魔力，魅力，吸引力”的意思，格拉肖认为charm夸克的魅力可以让夸克模型更加的完善。
詹姆斯·比约肯
谢尔顿·格拉肖
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曾教授过李政道、杨振宁等人的王竹溪先生把这类夸克的中文名翻译为“粲夸克”，“粲”这个字的意思有“美，鲜明”的意思，既和英文charm的发音相似，又表达了类似于英文原词的含义。而在如中国台湾地区等中文圈的其他地区，charm夸克则被更直白地翻译成了“魅夸克”。
格拉肖和比约肯似乎是对数学上对称美的极致追求者，他们认为在盖尔曼等人的模型中既然有一个与下夸克类似的奇异夸克，那么就应该会有另一个和上夸克类似的夸克，不但如此，新的夸克的加入还能使得自然界最基本的相互作用之一的弱相互作用得到更好的描述。然而，他们的猜测在当时并未受到重视。
真正使得粲夸克的假设被更多的人重视起来的是1970年由格拉肖、约翰·李尔普罗斯（John Iliopoulos）和卢奇亚诺·梅安尼（Luciano Maiani）一起撰写的一篇论文，在这篇论文里他们一起提出更多粲夸克存在的依据。这篇论文中的理论观点后来就被以他们三人的姓的首字母来命名，被称为GIM机制。格拉肖对于粲夸克理论非常有信心，他甚至在一场于1974年举办的国际会议里立下flag，如果在两年内找不到粲夸克，他就会把他的帽子吃掉！
约翰·李尔普罗斯
卢奇亚诺·梅安尼
事情果然没有让格拉肖失望。就在他立下吃帽子赌局之后不久，几个实验团队就发现了一些有趣的新结果。1974年9月，位于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丁肇中实验团队利用将高能量质子朝着铍标靶射击，并从碰撞产物中，寻找正负电子对的方法，发现了一个奇特的信号：他们发现，总能量为31亿电子伏特的正负电子对出现频率非常多，这意味着一种带有31亿电子伏特的质量的新粒子被大规模地产生了出来。在粒子物理学家看来，质量与能量是等价的，而31亿电子伏特的能量相当于一个电子在31亿伏特的电压下所获得的能量。丁肇中的学术声誉非常好，做实验非常小心谨慎，他不愿意冒进发表任何可能有错误的结果。由于在粒子物理实验中，经常会有因仪器原因导致的干扰信号，在尚不能确定这实验结果不是某种错误电子信号之前，丁肇中团队都在秘密地分析核对他们的实验数据。
与此同时，在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 ，伯顿·里克特（Burton Richter）的实验团队设计与建成了一种新型对撞机——斯坦福正负电子非对称环（SPEAR），在这台对撞机里，电子与正电子以相反方向转动与碰撞。1974年11月10日，他们在31.05亿电子伏特的能量上也找到很多粒子被产生出来的事件，同样，这意味着一种新粒子存在的迹象，他们将这个新粒子命名为“ψ介子”。里克特迫不及待地想要将这项成果公诸于世，于是他们决定，在第二天发布这个消息。
伯顿·里克特和丁肇中
无巧不成书，11月10日，就在里克特的实验团队发现他们新结果的当天，本来远在美国东海岸的丁肇中恰巧到了美国西海岸的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开会。在这里，丁肇中得知里克特实验团队发现新粒子的消息后，发现里克特团队发现的新粒子与自己团队发现的新粒子的质量如此接近，他不得不怀疑两个团队是不是发现了同一种粒子。于是丁肇中决定不再犹豫，立刻也要将自己团队的发现公诸于世，并且将他们发现的粒子命名为“J介子”。
11月11日早上8点钟，丁肇中与里克特在SLAC实验室主任办公室会面。双方对对方团队的新发现都表示了祝贺。经过一番沟通后，他们才确定了他们发现的新粒子果然是同样一种粒子。于是，他们立刻将他们的实验结果分别公之于众，并写成两份报告，同时发表在了《物理评论快报》的12月份期刊。因为两个团队分别独立发现并命名了新粒子，为了使得两人的贡献都得到认可，学界将这个粒子命名为J/ψ粒子，这也是基本粒子家族中唯一一个由两个字母名字组成的粒子名字。
J/ψ粒子的性质不同于以往发现的任何粒子，以至于只有格拉肖和比约肯在夸克模型下预言的粲夸克才能合理地解释J/ψ粒子的存在。事实上，J/ψ粒子是由一个粲夸克与一个反粲夸克共同组成。J/ψ粒子的发现在粒子物理学界里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革命，后来被称为“十一月革命”，因为它意味着夸克模型理论并不是纸上空谈，由于粲夸克的发现，强子被证实是由夸克组成。
然而这并不是夸克发现故事的结束。在丁肇中与里克特忙于加速器和对撞机实验的时候，另一批科学家在另外的领域的研究表明，夸克的数量比格拉肖和比约肯相信的还要多。
早在1956年，为了解释两种质量和寿命相同，看起来像是同一种的粒子的θ+粒子和τ+粒子（后来被证实其实就是同一种粒子，现在叫做K+介子），却有着不同的宇称量子数和不同的衰变产物，李政道和杨振宁提出，在弱相互作用中，微观的粒子的行为可能不存在宇称量子数的守恒。宇称的守恒对应的对称性是“左”和“右”的对称，李政道和杨振宁的推测也就是说在微观世界中，“左”和“右”的物理规律并不完全相等同。
李政道
这个推测在当时的年代颇具震撼力，打破了被千百年来人类视为金科玉律的观念。第二年，华裔科学家吴健雄女士等科学家在对钴60（60Co）衰变的观测中证实了这项推测，她利用两套装置中互为镜像的钴60设计了一个实验，一套装置中的钴60原子核自旋方向转向左旋，另一套装置中的钴60原子核自旋方向转向右旋，结果发现在极低温的情况下两套装置中放射出来的电子数有很大差异，进而证实了李政道和杨振宁的假说。同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因为这一项划时代的假说，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吴健雄
在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的对称性破缺被发现后不久，物理学家发现在弱相互作用下，电荷共轭的对称性也是破缺的。此时，列夫·朗道（Lev Landau）以及李政道和杨振宁认为，电荷－宇称（C-P）两个量子数的联合，应该保持着良好的对称性。电荷－宇称对称性的守恒可以使得粒子和反粒子遵循着相同的物理规律。
列夫·朗道
而在1964年，科学家们在含有奇异夸克的介子衰变中，发现了另一个更加“奇异”更加难以让人接受的事实：电荷－宇称联合的对称性似乎也不守恒。在电中性K介子的衰变中，詹姆斯·克罗宁（Jim Cronin）和瓦尔·菲奇（Val Fitch）发现，本应衰变成三个π介子的长寿命K介子，却有一些衰变成了两个π介子。这种衰变模式是电荷－宇称对称性的守恒所不允许的。克罗宁和菲奇的研究结果再一次给理论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为他们带来了198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瓦尔·菲奇（左）和詹姆斯·克罗宁（右）
为了解释电荷－宇称对称性的破缺，1973年，在意大利物理学家尼古拉·卡比博（Nicola Cabibbo）的研究的基础上，日本科学家小林诚和益川敏英建立了卡比博－小林－益川矩阵，给出了电荷－宇称对称性的破缺存在的必要条件，并在当时只发现了三个夸克的情况下预言了六个夸克的存在。之后，底夸克与顶夸克分别于1977年和1995年在粒子加速器中被发现。至此，夸克的六种“味道”被全部发现，夸克模型被完整呈现。日后夸克模型也成为了标准模型的基石之一。
小林诚（左）和益川敏英（右）
质量，质量！
一枚曲别针的质量大约是1克，三听可乐的质量大约是1千克。生活中所见的物体都有质量，这似乎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对于粒子物理学家来说，这似乎并不是必然的。
没有质量的传递力的粒子可以以光速传播到无限远，而作用距离不是无限远的力就说明它的传播粒子有质量。
设想一个由无限多个海军新兵参加的军训中进行转向练习的场面。这一次的教官不像前文中的那个让新兵三维旋转的教官那样恶趣味，新教官不会要求新兵做沿水平轴旋转的动作，但是新教官的嗓子有时候不太好。在转向练习开始之前，所有的军训新兵都按照既定的格子列队站好，面向主席台。此时假如我们的视角向左或向右平移一个格，我们会发现平移后的队列以及所有人的朝向和平移之前完全一样。此时这个平移操作就是这个例子中的“规范”，而平移前后状态相同则是这个例子中的“规范的对称性”。
假如主席台上的教官此时大喊了一声“向左转”，那么在这个队列中所有的新兵都会同时转向。所有的新兵都能主动地完成教官要求的动作，不需要和其他新兵交流。此时这个军训阵列就好比是质量为零的规范粒子。
假如主席台上的教官喊了转向的口号，但是教官的扩音器突然发出电流声，以至于阵列中所有新兵都听到了教官下达了一条转向指令，但是没有人听清教官到底是要新兵们向左转还是向右转。这时如果新兵们都是谨小慎微的，他们就会悄悄地观察自己的左右，看临近的其他新兵向哪个方向转向。此刻假如所有的新兵都还没有转向，那么所有的新兵其实此刻的内心都是蠢蠢欲动，做好了随时做动作的准备的。这时的系统就达到了一种不稳定平衡，此时一旦有一个新兵咬咬牙，决定了随便往一个方向转向，比如说，他决定左转，那么一旦他向左转身，从他周围的新兵开始，阵列中的所有人都会依次左转，整个系统就会立刻地将左转的状态传递到无限远并且变成一个新的稳定的状态，而这个稳定状态依然有着新的规范对称性。这时这个军训阵列就好比是质量为零的规范粒子激发了一个场，传递了一个作用范围无限长的作用力。
但是，假如阵列中的所有新兵突然都变得非常有主见，一旦听不清转向口号都会自己决定向左转还是向右转，那么整个阵列就会陷入一种混乱，向左向右转向的新兵都有，任何一种转向状态都无法长距离地传递到远方，并且转向后只能与阵列中最邻近的新兵发生相互作用（相邻新兵转向后发现两人呈现了面对面的状态，一定会面露尴尬）， 这就好比是规范粒子只能传递短距离的作用力。这时，整个阵列的规范对称性就被自发性地被破坏掉了，而传递状态的“粒子”也因无法进行长距离传播而改变了自己的性质，物理上讲，就是获得了质量。
然而这个阵列由“秩序”变到“混乱”之后，每个新兵的内心都得到安宁了吗？并不会。每个人很快就会发现周围的混乱，他们的内心也会是波动的，说不定也会在现有的位置做微小的晃动。这就像是一个小球从墨西哥帽形状的中间顶峰向下滑落，但是最终并没有停在帽檐上的最低点，而是在在最低点附近做微小振动。这种振动本身说明在此处还有一个新的场，而这个场，就是传说中的“希格斯场”，激发这种场的粒子，也就是那些新兵的“主见”，就是“希格斯粒子”。
描述对称性自发破缺的概念图
在前文中泡利、杨振宁、米尔斯等人的眼中，这些海军新兵都应该是谨小慎微的，都会自觉地维护着系统的对称性。因此，他们的传播子应该都没有质量。但是核力传播距离有限的事实又表明，这些传播子确实是有质量的。许多年来，这种矛盾一直困惑着粒子物理学界。
直到1964年，有三篇文章却指出，这些新兵或许都非常的有“主见”，会使得对称性自发破缺，从而创造出“质量”来，进而从机制上解决前文的矛盾。这一机制就是希格斯机制。
有趣的是，为这种机制冠名的物理学家彼得·希格斯（Peter Higgs）并不是唯一和最早发现这种机制的。1964年8月，弗朗索瓦·恩格勒（François Englert）和罗伯特·布绕特（Robert Brout）首先发表了一篇关于这种机制的文章，紧接着，彼得·希格斯在10月份，杰拉德·古拉尼（Gerald Guralnik）、卡尔·哈庚（Carl Hagen）和汤姆·基博尔（Tom Kibble）在11月份也分别独立发表了类似的机制，因此，这种机制也最早被人称作“恩格勒-布绕特-希格斯-古拉尼-哈庚-基博尔机制”。然而由于历史上的机缘巧合，希格斯成为了这些天才大脑中最幸运的人，如今这种机制被更多的人称作希格斯机制。
希格斯机制的提出者彼得·希格斯
希格斯机制的提出者（从左至右）：汤姆·基博尔、杰拉德·古拉尼、卡尔·哈庚、弗朗索瓦·恩格勒和罗伯特·布绕特
希格斯机制解决了质量起源问题，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是，有希格斯场的存在，那就应该有希格斯粒子的存在。
关于希格斯粒子，历史上还曾有过另一个精彩的描述。
在1993年，为弄清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大家都在尽力寻找的希格斯粒子到底是什么东西，英国的科学大臣威廉·瓦德格雷夫（William Waldegrave）曾发起过一项挑战，就是给他讲清楚希格斯机制是怎么回事，而奖品是一瓶上好的香槟。瓦德格雷夫本人并没有粒子物理学基础，所以高深的公式他并不懂，因此，想要赢得挑战就必须要讲好一个形象的故事。最终，伦敦大学学院的粒子物理学家大卫·米勒（David J Miller）想出来一个描述并最终赢得了这瓶香槟。
米勒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况：假如在一个鸡尾酒会上，大家都在自由地交谈。此时的所有人就是分布在空间的希格斯场。这时一个无名小辈走入了酒会，那么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他可以自由地在酒会上穿梭，并且可以随意地改变行动方向。这时，这位无名小辈在酒会上的运动就像是一个无质量的粒子。
但是假如此时一位名人（比如撒切尔夫人或者爱因斯坦）走入了房间，那么酒会上的人就会迅速地注意到这位名人，并围上来。这时的撒切尔夫人或者爱因斯坦就只能缓慢地移动，并且难以改变方向。这时这位名人的运动状态，就像一个有质量的粒子。
利用鸡尾酒会场景描述有质量的粒子
但是，假如这时候没有人进入房间，只是门口有个人悄悄地讲了一个传闻，听到这个传闻的人都会非常主动地把这个传闻讲给屋里其他的人听，这时屋里就会聚集起一小团听传闻的人群。当一个人讲完这条传闻之后，听到传闻的人总有一个会把这条传闻继续传播下去。这样，虽然每个人听完传闻之后就回到了自由交谈的状态，但是这条传闻会随着一小团变动的人群继续移动下去。就像是聚集的人群能给撒切尔夫人或者爱因斯坦赋予质量一样，这一小团聚集的人群也给自身赋予了质量。这时，这一小团聚集的人群就是一个希格斯粒子。
利用鸡尾酒会场景描述希格斯粒子
希格斯粒子像是一把钥匙，可以将杨-米尔斯方程中被盒子紧锁着的质量释放出来。
希格斯粒子和希格斯机制，如同杨-米尔斯方程，以及夸克模型一样，成为了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第三块基石。然而这块基石在它提出之后的将近半个世纪都一直没有稳固。因为，半个世纪内，几代科学家们的努力都没有找到这把钥匙。
错失良机的SSC
在标准模型三大基石集齐之后，格拉肖、阿卜杜勒·萨拉姆（Abdus Salam）、以及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等人在统一电磁力和弱核力的尝试中，逐渐地将这三大基石融合，画出了标准模型的基本蓝图。
阿卜杜勒·萨拉姆
史蒂文·温伯格
标准模型成为了能够描述基本微观粒子以及他们之间电磁力、强核力、弱核力这些相互作用的基本假设。
然而，不管理论有多美，一个未经完整证实的标准模型依然只是一个空中楼阁。只有被实验验证过的理论才是真理。
此时，标准模型的蓝图虽然在手，要想按图索骥，证明它，粒子物理学家们还需要工具。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想要寻找这些粒子，粒子物理学家最趁手的工具就是对撞机。
一个在安装中的对撞机（CMS）
对撞机是一类研究粒子物理学的科学家们使用的科研仪器，是可以将人类认知深入到小于原子尺度的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
对撞机会将电子、质子或者重离子等微观粒子进行加速，使他们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在管道内运行，随后两束粒子在探测器内以极高的能量进行聚焦和对撞。相向而来的两个粒子在对撞的瞬间经历了极其复杂的物理过程，产生大量的携带了高能量的新粒子。随后这些新粒子会向四周的空间喷射，并被围绕在对撞点的探测器所接收到。
物理学家则可以通过研究被探测器探测到的对撞产物，来反推分析出对撞时的物理过程。
由于粒子物理学所研究的对象如此之小，所需要的能量如此之高，科学家们只能通过建造大型的加速仪器来获得研究所需的高能量。
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科学家们在法国、美国、苏联、联邦德国等国家的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学或研究所先后建造了十几个对撞机。这些对撞机大小相差巨大，从周长几米到周长两公里，分别覆盖了许多不同的能量区间，可以分别研究不同的特定课题。在那个年代，由于科学家们开始掌握了对撞机这一研究利器，粒子物理学呈现出了一轮爆发式的发展。前文提到的粲夸克等都是通过对撞机而发现的。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进展，能量较低的区间的课题已不能满足理论发展的需求，科学家们开始需要越来越高能量的对撞机来开展科学研究。中型和小型的对撞机逐渐离开科学家们关心的焦点，只有个别在特定能量区间上运行的对撞机因一些特殊需求被保留至今。
而建造越大的对撞机自然花费通常会越高，大型对撞机的建设再也不是一所实力雄厚的大学或研究所就能够独立完成的了。在这种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在不同机构工作的粒子物理学家们逐渐开始联合，逐渐开始展开了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合作。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物理学家们就开始考虑长期的物理学发展的战略了。建造一个周长长达27公里的“大型正负电子对撞机”LEP的计划慢慢地开始浮出了水面。经过几年的设计和论证，在1981年的5月22日，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最终批准了这个宏大项目。经过从1983年到1988年的施工与安装，大型正负电子对撞机LEP终于在1989年正式启动，27公里的周长也让它成为了当时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科学研究仪器。
然而，1989年在欧洲启动的LEP，并不是当年能量最高的对撞机，因为在1986年起，对撞机能量最高的桂冠一直都高挂在美国的一台对撞机头上。1986年年底，在美国的费米国家实验室，一个周长6.3公里的正负质子对撞机“万亿电子伏特加速器”Tevatron正式开始以史无前例的对撞能量运行了起来，Tevatron所创造的能量记录维持了二十多年，一直到2010年后才被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打破。
在空中俯瞰美国费米实验室以及万亿电子伏特加速器Tevatron所在的位置。远处稍大的环形水渠下面就安置着Tevatron
而比Tevatron晚三年开始运行、并且有着最大体积记录的对撞机LEP的最高对撞能量反而只有Tevatron的大约二十分之一。为什么更大、更新的对撞机LEP会能量低于Tevatron呢？
这是因为，虽然同样被叫做对撞机，LEP和Tevatron却分属于两类不同的科学研究仪器，他们分别是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强子对撞机。
正如他们的名字所描述的那样，正负电子对撞机中进行对撞的粒子是正负电子，而强子对撞机中进行对撞的粒子可以是质子，也可以是重离子。
电子是一种不可再分的基本粒子。这种粒子带有电荷，而体积则被认为是趋近于零。电子在对撞中能够参与的物理过程非常的简单，对撞产物非常干净，非常适合用它进行精确测量的实验，因而电子对撞机通常也被称作为“粒子工厂”，因为它能够像工厂一样稳定地生产产品。然而电子有一个令实验物理学家非常无奈的特性，就是电子在转弯的时候会辐射出大量的能量，从而使得电子本身自带的能量降低。并且，电子转弯越剧烈，辐射出的能量就会越大。所以，电子对撞机通常会做成大半径的环，或者直接只在一段直线内加速电子。位于美国的“斯坦福直线加速器对撞机”SLAC就是一个将电子在直线内加速然后完成对撞的实验仪器。直线加速器的缺点是，电子束不能被重复利用，对撞一次后就会浪费掉所有的被加速的电子，而环型对撞机可以使得被加速的粒子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被利用，从而节约粒子和能量。正负电子对撞机因其半径大、能量较低，并不需要强磁场将粒子束缚，所以工艺相对简单。除了前面提到的LEP和SLAC，其他著名的正负电子对撞机还包括中国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和日本的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研究含有底夸克（b）的粒子的对撞机KEKB/SuperKEKB。
在空中俯瞰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器对撞机SLAC所在的位置
强子对撞机中进行对撞的粒子最通常的是质子。质子在粒子物理学中不是基本粒子。质子中包含三个夸克和一些将夸克连接起来的胶子。夸克和胶子在对撞中会参与复杂物理过程，对撞产物也会非常复杂和多样，无法像正负电子对撞机粒子工厂那样有稳定的产出。但是，由于质子的质量远大于电子，在转弯时只会辐射出较少的能量，所以质子能够在加速器中获得比电子高得多的能量。强子对撞机适合“开疆拓土”，用极高的能量去探索能量前沿的问题。利用强子对撞机研究物理问题，就是一个“大力出奇迹”的过程。而极高的能量则意味着强子对撞机必须使用高强度的磁场，因而需要大量超导材料，制作工艺远比正负电子对撞机复杂。强子对撞机不擅长做非常精确的测量，但是适合用来探索新的物理现象。强子对撞机除了使用质子对撞之外，还有一种常见的对撞模式，就是利用重离子进行对撞。重离子是指自然界中的重的元素被剥离掉电子后的原子核，常见的在对撞中使用的重离子元素有铅、金或重惰性气体。利用重离子，则可以再把强子对撞机的对撞能量轻易地推进百倍。重离子对撞机的对撞能量如此之高，以至于有些人断言，在重离子对撞的时候，甚至可以产生许多微型黑洞。当然，这些微型黑洞很快就会被蒸发掉，并不会毁灭地球。
在LHC上一个重离子对撞事件的重建。有些科学家认为在对撞的一瞬间甚至可以产生微型黑洞。
前文中的LEP和Tevatron都在标准模型的验证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们的物理目标之一都包含了对希格斯粒子的寻找。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前后，标准模型中的基本粒子就只剩下希格斯粒子还未曾被发现。
然而，在分别经过了多年的运行之后，虽然LEP和Tevatron在别的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他们却分别都在希格斯粒子的寻找道路上折戟沉沙。尽管已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了标准模型，但是希格斯粒子的缺席使得标准模型仍然还是空中楼阁。
事情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曾有过一线转机。
早在1983年7月，甚至在Tevatron开始运行之前，美国能源部就在一次高能物理咨询委员会上决定要建造一个全世界最大的粒子加速器。最初的设计团队由康奈尔大学的粒子物理学家莫里·泰格纳（Maury Tigner）领导。1985年左右，设计团队完成了雄心勃勃的最初设计方案，在这一个最初的方案中，有三个团队分别设计的磁场都被考虑了进去。
三个磁场的强度分别是3特斯拉、5特斯拉和6.5特斯拉，而这三种磁场所对应的对撞机的周长分别是164公里、114公里和90公里。
在1987年，在Tevatron刚刚开始运行的一年之后，在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大力支持下，雄心勃勃的“超导超级对撞机”SSC的设计得到了美国国会的批准。在被他们批准的设计中，磁场的强度被更换成了6.6特斯拉，对撞机周长也变成了82.944公里，而对撞能量更是超过Tevatron 20倍。这台巨大的对撞机被国会批准在得克萨斯州建造。
超导超级对撞机SSC的设计建造地点以及为安置SSC所挖掘的、终被弃用了的坑道
但是SSC的设计和改进的工作并没有停止，甚至在1987年美国国会批准之后仍然在进行大量的改进和变动。
泰格纳在SSC概念提出的初期领导了SSC的设计，在SSC被正式立项之后，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泰格纳并没有被任命为SSC的主任，而哈佛大学的罗伊·施威特斯（Roy Schwitters）被美国能源部指派成为了SSC的主任。
在施威特斯上任之后，SSC的设计团队经历了大换水。新的设计团队在研究了泰格纳领导的设计之后，发现当束流能量超过15万亿电子伏特的时候，粒子在经过原先设计的4厘米粒子通道孔径的时候会变得不稳定，很难达到20万亿电子伏特+20万亿电子伏特的最初设计目标。
这时，其实摆在施威特斯团队面前还有两个选项。一个是降低对撞机目标的能量，接受不能超过15万亿电子伏特的现实。另一个选项就是推翻了原有的设计，另起炉灶。
有野心的施威特斯显然没有与现实妥协的习惯，他选择了后者，带领团队重新设计出来了直径5厘米的粒子通道孔径以及配套的所有设备。然而，对撞机这种精密仪器的设计可以说是真正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新的设计使得整个SSC的项目进展推迟了两年，并且新设计的项目总预算也达到了原设计方案的两倍以上。
此时的世界格局风云变幻，经历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美国实质上已经赢得了冷战。外部竞争压力的突然释放客观上使得美国降低了对基础科学研究投入的迫切感。
SSC的计划如此的宏大，以至于一旦付诸行动，就必然会带动起一座科学城，进而大幅度地带动当地的经济。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得克萨斯州的议员并没有放弃SSC。但是其他州的那些批准建造SSC的议员们在SSC落地得克萨斯州之后，因为SSC并不能给本州带来经济效益，他们对SSC的态度却开始暧昧了起来。再加上此时恰逢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上台，对于新的国会议员来说，NASA提出的国际空间站计划似乎更吸引议员们的眼球。
于是，命途多舛的SSC在开工建设之前经历了临阵换帅后推倒原设计方案、新方案大幅增加预算、政党轮换中支持对撞机的共和党总统下台、冷战和美苏争霸结束等内部外部压力下，终于在1993年的10月21日被美国国会正式宣告了死亡。
按照SSC的设计，它的能力应该如此之强大，以至于在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世界上仍然没有可以与之匹敌的对撞机。假如它没有经历那些波折，他几乎必然是希格斯粒子的最佳猎手。
然而，历史容不得假设。正因为SSC的死亡，美国几乎是拱手让出了粒子物理学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
欧洲的钢铁巨兽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谁能想到，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四分五裂的欧洲竟然比统一的美国更加团结。
早在1984年，也就是欧洲核子中心的LEP正式开始运行的五年之前，在LEP尚在建设中的时候，欧洲的科学家们就在考虑在LEP退役之后未来的事情了。在1984年的一次讨论会上，科学家提出了第一个利用LEP退役后的管道建造新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的提议。
然而这个提议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形成完整的提案并得到批准，原因一是此时LEP还在建设阶段，距离它退役还为时尚早，二是在1987年，SSC获得了美国国会的批准。SSC的存在使得欧洲的计划失去了竞争优势，也让LHC是否有必要再被建造画上了一个问号。
然而在1993年SSC被宣告死亡之后，失去了美国的SSC的竞争，欧洲的LHC成为当年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有望解决包括寻找希格斯粒子等粒子物理学问题的对撞机。于是，在1994年，LHC的建设计划正式被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批准。
2000年，LEP正式结束了它十多年的数据获取运行过程，并于2001年开始被完全拆除。而LEP所留下的位于地下一百米深的长达27公里的管道则被重新利用，用于安置LHC。2008年，LHC以及LHC上的实验被完全安置妥当。
在空中俯瞰大型强子对撞机LHC所在的位置以及LHC上的四个主要的实验
LHC除了本身占据的一条27公里长的管道，还有几个逐级加速的加速器环，更为复杂的结构使得它刷新了人类历史上所建造的最大规模的科学研究仪器的记录，成为了一个极具科幻色彩的庞然巨物。LHC不但大，而且设计对撞能量也达到了惊人的14万亿电子伏特，相当于每一个质子都在几万亿伏的电压下被加速，远超了它的前辈LEP和美国的竞争者Tevatron。粒子在加速器内获得的能量能达到自身质量的近万倍，在加速器内奔流的速度仅比真空中的光速每秒慢3米。粒子们在加速器管道内如狂怒的奔兽一般，将在对撞点遇到的其他粒子撕得粉碎，而科学家们，则得以借此窥探粒子内部的奥秘。
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的加速器管道
然而LHC却是台难以被驯服的野兽机器，它的启动阶段充满了波折。2008年，LHC上超导高电流通过一段焊接不良的连接线时产生的电弧打穿了冷却设备的液态氦储存槽，冷却超导磁铁用的液态氦发生了严重的泄漏，高达6吨液态氦泄漏到隧道中，泄漏量达到液氮总量的约1/3。这使得整个27公里长的LHC不得不花一年时间进行维修和再度重启。
在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启动阶段之后，LHC还是于2010年正式开始了物理数据的获取过程，而它也轻易地摘得了人类在地球上创造的最高能量的记录。
并且仅仅就在两年之后的2012年，它就发现了希格斯粒子。7月4日，在欧洲核子中心的主报告厅，发生了文章最开头的那一幕。
LHC上的两个实验“紧凑缪子线圈”CMS和“超环面仪器”ATLAS上捕捉到的两个希格斯粒子衰变到双光子的事件的重建
此时，标准模型的大厦终于不再是空中楼阁，它所预测的所有基本粒子都已被找出。此刻距希格斯机制的提出，已经经过了48年。
在2012年7月4日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报告厅里，大厅前排坐满了为标准模型的建立做出过贡献的科学家们。他们也曾年轻气盛，他们也曾锋芒毕露，但到了这一天，他们全都已是垂垂老者。他们为了这一天，等待得太久了。
而这一刻，也宣示着，欧洲开始了对撞机粒子物理学领域的绝对霸权。
本文经授权节选编辑自微信公众号“粲美集”《杨振宁的最后一个“对手”——希格斯物理的漫长过去与未来》一文。
炒股的朋友们大概对凯恩斯空中楼阁理论，江恩理论这两个理论并不陌生吧，时常会看到的两个词语，但是具体指什么呢？你们了解吗，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两个理论。
凯恩斯空中楼阁理论
凯恩斯空中楼阁理论可以说是技术分析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主要强调心理构造出的空中楼阁，而没有讲股票的一些内在价值（基本面）之类。当投资者买进一只股票之时，他绝对是相信会有人用更高的价格买走他手里的股票。
至于股价并不重要，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买走才是最重要的。至于股票的基本面‘市盈率等等都不需要考虑，要做的也只是在有人愿意出高价之前，用低价买进，然后卖出给他。股价完全是由投资者的心理决定的，并非由股票的内在因素决定的。
股票的价格随时取决于它未来的收益，企业赚得越多，股价才会涨。但是要做到评估现在和未来，由于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我们的判断不会那么准确，所以短线和长线操作就相应产生。
另一种说法便是：当这只股票抢手的时候，股价也会跟着上涨，很多股民也会去跟风追逐这只股票，股价也就会被拉抬上去。但是，股民不会说一直对一只股票感兴趣。
当股价到高点以后，有些朋友获利后就会出局，然后股价就会有下跌。空中楼阁理论是专注于人群的反应，对于股票的价格并不在意，这就是所说的跟势。这就是炒作的价值所在。投资者总也希望下一个投资者能用更高的价格购买，这样不断循环。
我们操作股票，不是根据我们自己的需要，而是根据他人的行为，来做出买卖的决定。这是空中楼阁。
换句话说，在股票市场中，大众偏好很重要，成功的投资者要能够判断那种情况“空中楼阁”适宜建筑，那种并不合适，并以此抢先买进。
江恩理论是一套很好的投资理论。
研究测市为主的江恩理论，有自己独特的分析方式和测市的理论。也因为分析方法准确度很高，所以江恩的测试系统得到很多人的重视。
但是除了测市系统之外，还有一套当测市系统出错后用来补救的操作系统。两种一起使用，准确性也就更高。
江恩时间法则，价格法则，江恩线等都在无序的市场中制定了严格的交易秩序。也可以用它来看价格何时回调和回调的价位。
江恩的数学表达有两个，一个是价格，一个是时间。江恩圆形、螺旋正方形、六边形等等图形将价格和时间完美融合。在江恩理论中，“七”这个数字很重要，在划分市场周期循环之时“七”和“七”的倍数便经常被使用。他认为“七”与天文自然和宗教都有融合。还有江恩线，X轴上是时间，Y轴上是价格，用“TXP表示。
江恩理论的特点主要是阐述了时间及价位的关系，明确的对时间与价位的预测。
作者：陈 朋（江苏省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世界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总结党百年奋斗的重要经验时，将坚持理论创新作为十大经验之一，明确指出“只要我们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就一定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不仅可以体悟到理论创新的重大作用，而且意味着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需要持之以恒地坚持理论创新。
“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理论重要作用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民族危亡之际，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为中国人民带来了改变前途命运的希望。自此，以实现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自身不断成长与事业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仅意味着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科学理论指导，而且要与时俱进地推进理论创新。因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滚瓜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正如此，百年来我们党总是根据时空环境的变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审时度势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这一科学理论指导下，党领导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了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继续坚持理论创新，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独创性理论成果，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这一理论创新成果的指导下，我们党领导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正确处理了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关系，成功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在这一系列科学理论指导下，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从容应对了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一系列风险考验。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证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再一次“新的飞跃”。在这一创新性理论成果指导下，我们党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我们党之所以能完成其他任何政治力量都不能完成的艰巨任务，之所以在同各种政治力量较量中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之所以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并用之指导新的实践。
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也会遭遇诸多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这就意味着，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我们要继续持之以恒地推进理论创新。
要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任何事业决不会一帆风顺，这就意味着要有理论创新的无畏勇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以大无畏的勇气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以振聋发聩的声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成功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想而知，这在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下需要何等巨大的勇气和胆识。如同其他科学探索一样，理论创新也是在继承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干着“前无古人”的工作，一些原创性观点、创新性思想需要“跋山涉水”才能“拨云见日”。显然，这些都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胆识，要有“望尽天涯路”那样志存高远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最终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领悟真谛。
要有理论自信的底气。理论创新不仅要有勇气，还要有底气。没有勇气，理论创新将是空中楼阁，难以起步；没有底气，理论创新将是“犹抱琵琶半遮面”，难以彻底。理论创新的底气来自何方？从根本上讲，它源于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高度的理论自信。就历史文化底蕴而言，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熔铸于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以更加自信的心态，在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构筑中国精神、传承中国价值。就理论自信而言，百年来我们党依靠科学理论指导夺取了政权、巩固了政权，取得了各项事业成功，应对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改革发展任务，充分显示出科学理论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新时代的理论创新要继续抓住时代进步的历史机遇，革除沿袭西方话语的窠臼，在丰富而生动的实践经验中提炼新概念、发展新理论，写出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版本。
要有理论创新的方法。理论创新不是蛮干，需要依靠科学方法。正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作为一项创造性、探索性工作，理论创新同样需要掌握科学方法。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理论联系实践是推进理论创新的最重要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一不是坚持理论创新的典范。因此，要始终把观照现实、回应实践作为推进理论创新的首要准则，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来指导中国道路、解决中国问题。
来源： 新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