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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作者构建了权力平等发展理论这一新的国家发展动力理论框架。
权力结构、土地平等与国家发展
提要：
权力结构是权力资源在利益集团间的分配格局，不同类型的权力结构决定了国家间发展绩效的差异。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作者构建了权力平等发展理论这一新的国家发展动力理论框架：权力结构是决定国家发展的首要因素，平等型权力结构能为发展提供持久动力，集中型权力结构阻碍发展;在权力平等基础上的土地平等是国家实现发展的主要路径;权力结构的变迁和国家发展都具有周期性。具体而言，国家的发展遵循如下机制：高度不平等引发的危机开启了权力平等化进程，农民集团权力地位的提升可促进土地平等，土地平等能够推动家庭农场经济繁荣和收入分配平等，由此开启了劳动密集型工业化、经济结构升级和社会全面平等的良性循环;经济社会的平等化进程又能助推公民共同体、强大政党和高效政府的形成，从而实现包容型的政治发展。如果一国的集中型权力结构长期持续，由其支持的土地集中会带来经济社会不平等，抑制供给与需求，进而形成寻租腐败型社会、经济依附和政治庇护主义，最终该国将落入发展陷阱。基于61个国家1980—2020年数据的量化研究确认了权力平等、土地平等与发展绩效呈高度正相关，对韩国、墨西哥和美国案例的研究则验证了两种发展机制。
作者简介：
高波，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李昊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文献来源:
《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12期
本文作者之一 高波
推动国家发展的动力源于何处？为何只有少数国家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学界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但至今仍未达成共识。在经济发展方面，人类生产力的进步速率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都非常迟缓，直到18世纪后期才开始快速增长，至今只有30余个经济体进入发达状态。20世纪中期以来，仅有13个经济体实现了长期增长，其中只有6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对多数经济体而言，实现持续增长目前仍遥不可及。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经济体也开始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全球政治发展进程同样曲折，人类社会经历了漫长的专制主义阶段，直到近代以来才出现不同类型的民主体制，但能同时实现高度共识、高效治理和广泛参与的政治共同体仍为数极少。近十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出现衰败迹象，全球政治发展前景并不明朗。为回答这些问题，经济学家探讨了资本、技术进步、制度和平等等多种变量的作用，政治学家则探究了经济增长与权力博弈等因素对政治发展的影响。相关理论将发展研究不断推向深入，但在解释力上各有不足。鉴此，本文对发展动力理论及相关实证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评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基于权力结构分析的新框架，并通过量化统计和案例分析的方法予以验证。
一、既有发展动力理论回顾
发展理论的核心议题是发展动力的根源。围绕这一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经济与政治发展研究均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这些理论在解释不同类型的发展经历时都遭遇了挑战。
（一）经济发展理论：从经济视角到社会视角的演化
经济发展的内涵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和经济包容性的提高。经济发展动力研究经历了由表及里、层层深入的演化过程，从“纯经济”取向的增长理论到政治经济学取向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再到社会取向的平等学派，经济发展理论越来越具有“泛社会科学”色彩。
1．主流经济发展理论:从经济学到政治经济学的演化
现代增长理论发端于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Model)的“物质资本决定论”。自罗伯特·索洛(RobertM．Solow)发现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后，内生增长理论兴起，但其每一次进步都产生了新的外生变量，需要新的解释。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 North)对此的批评是：“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本身即是增长。”换言之，现代增长理论以增长解释增长，并没有触及发展动力的根源。
新自由主义则开始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待发展问题。它揭露了“国家之恶”，但回避了市场失灵问题，未对信息不对称、垄断、外部性等对市场效率的损害因素进行充分解释。更重要的是，拉美国家和俄罗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表明，政府是塑造市场的主要力量，小政府未必是好政府，更不必然能创造出好市场。面对失败，新自由主义不得不重新审视国家的作用并向新制度经济学靠拢。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好制度可以产生正向激励并降低交易成本，是经济保持长期增长的首要原因。诺思和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分别提出了社会秩序理论和包容性—攫取性制度理论来阐释制度的作用。总的来看，新制度经济学发掘了制度的作用并区分了两种不同本质的发展类型，对发展研究具有重大启示意义，逐步成为发展领域的主流理论。但它定义的“好制度”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取向，被等同于西式民主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这种观点受到众多实证研究的质疑。在政治制度方面，比较政治学领军学者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指出，在17项既有定量研究中，仅有5项认为西式民主制度对经济增长更有利，有8项认为威权制度更有利于经济增长，还有4项研究认为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明确因果关系。在经济制度方面，一些重要的跨国回归分析表明市场经济制度与长期增长只具有微弱的相关性，诺思本人也认可制度无法移植的观点。更具说服力的反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等东亚经济体在威权体制下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结构升级，而拥有西式民主和市场制度的拉美国家却发展受挫，这与制度理论背道而驰。诺思求助于非正式制度和路径依赖解释这一明显悖论，认为西班牙式的专制集权传统造成了拉美国家的制度失效。但如果作为源头的西班牙都可以改变集权传统实现发展，为什么拉美国家必然陷入路径依赖？如果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冲突，二者谁将占优？尽管诺思从制度决定论滑向文化决定论，却仍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因此，诺思晚年的研究开始探讨暴力对制度的决定作用，但未取得突破。阿西莫格鲁使用“实际政治权力”(源于财富、暴力、集体行动能力而非政治制度的权力)概念提出了新解释:拉美国家的精英集团实际政治权力更大，能够抵消民主化的影响，使西式民主制度和市场制度失效。但正如普沃斯基所说:“如果是某些条件决定了制度(及其绩效)，那么制度只是传递这些条件的媒介而非起因。”简言之，制度的作用被夸大了。当暴力或政治权力的更深层作用被发掘的时候，新制度经济学实质上已经背离了制度主义，走上了权力分析的路径。
2．平等理论：发掘土地平等的关键作用
迥异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取向，另一些经济学家探讨了平等与发展的关系，并分裂为观点截然相反的两派。长期以来，基于不平等—高储蓄率—高增长率—平等逻辑的库兹涅茨假说占据主流地位，认为增长的涓滴效应会逐步促进平等。但是，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用充分的长期跨国统计数据证伪了库兹涅茨假说：美国等五国1910—2010年的数据表明，发达国家的长期收入分配曲线呈U形，即先下降后上升，而非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根据美国1913—1948年数据所描绘的倒U形曲线。此外拉美号称是“最不平等的大陆”，20世纪60年代至今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都保持在0.5以上，长期增长率远低于美国，堪称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两类国家的事实都说明库兹涅茨假说的逻辑并不成立。平等促进增长的多种机制得到了探讨，其中土地平等的独特功能尤其受到关注。阿尔伯托·阿莱西纳（Alberto Alesina）和达尼·罗迪克（Dani Rodrik）证实了土地平等—高增长机制的存在。他们对1960—1985年土地基尼系数与增长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并发现：土地基尼系数每增加0.16，经济年均增长率下降0.8%。“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土地改革的经济体如日本、韩国都实现了高增长，与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拉美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罗迪克还指出，以土地基尼系数等为代表的初始平等是造就东亚经济奇迹的主要原因。世界银行对1960—2000年多国数据的回归分析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在土地平等与经济绩效的关系方面，凯文·墨菲（Kevin Murphy）等模拟了土地平等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完整的作用机制：农业生产率提高和农产品出口增加将提高国民收入，如果土地占有高度集中，收入会集中在大农场主手中，其需求以外国奢侈品为主，不会产生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对工业化的拉动作用很小;如果土地占有平等化，收入会在大批农民中平等分配，从而对劳动密集型工业制品产生巨大需求，将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并使企业得到规模收益，有利于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并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对工业化扩张发挥关键作用。这些研究不仅支持了布鲁斯·约翰斯顿（Bruce Johnston）的经典理论，即只有农业先行繁荣才能为工业化提供必要的资金、外汇、粮食和市场，并且与东亚新兴经济体及发达国家的早期经历高度吻合。
对土地平等和家庭农场经济作用的发掘破除了“农业无用论”和“平等—效率对立论”两大传统误解。“农业无用论”认为，由于恩格尔系数的作用，农业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相当有限，工业化的前提是农业停滞和农业劳动力的流出。事实上，家庭农场经济的繁荣才是发展的初始动力。“平等—效率对立论”认为平等有损经济效率，但前述研究已经表明土地平等是消除这种对立的关键。土地平等是对生产资源的再分配，能够在提高产出的同时扩大需求、在提振消费的同时增加储蓄和投资，兼顾平等与效率。由此可见，土地平等理论提出了一条全新的包容型发展路径。有研究指出，其他类型的农业改革如印度的租佃制改革和废除柴明达尔制（中间人转租制）等也对减贫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有限的促进作用。可见，土地平等的内涵非常丰富，包括土地分配及农业政策等多种维度。
但土地平等从何而来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阿莱西纳等的研究局限于经济领域，且依赖初始状态平等这一前提假设，没有继续挖掘初始平等从何而来。阿兰·詹弗瑞（Alainde Janvry）指出，成功的土地改革相当罕见，需要有一种政治理论解释为什么只有极少数国家能够实现土地平等。概言之，经济发展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新制度经济学已经深入到政治权力分析层面，土地平等理论则提出了完整的经济发展机制，但二者尚未实现充分融合，发展研究需要一个更全面的分析框架。
（二）政治发展理论：回归权力分析
政治发展包括政治体系的能力与包容性（包括政治参与能力、政党组织吸纳能力及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早期政治发展研究受现代化理论影响较大，将政治发展等同于民主化、世俗化以及结构与功能分化。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民主过渡与巩固问题成为焦点，本文主要评述民主化相关理论。
当发展经济学家日益重视政治因素的时候，政治学家仍然沿袭现代化理论传统把经济发展奉为政治发展的原动力，这种“经济动力论”又分为以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为代表的乐观派和以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A. O’Donnell）为代表的悲观派，但两派的观点都被普沃斯基的实证研究否定。“经济动力论”没有从经济发展研究的新进展中汲取营养，忽略了增长类型的差异。乐观派仅关注包容型增长的积极后果，悲观派只看到攫取型增长的负面影响。
还有一些学者从阶级或利益集团博弈角度探讨政治发展，其中一派强调主导性利益集团的作用，另一派则强调利益集团间权力均衡的重要性。
以巴林顿·穆尔（Barrington Moore）的研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论”认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消灭农民才能避免专制。如果强大的资产阶级崛起并能消灭农民集团，就可以实现民主化。发展型国家理论把国家治理能力置于发展的核心地位，如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和彼得·埃文斯（Peter B. Evans）认为，强大官僚集团的崛起导致发展型国家的出现。但这两种理论都缺少对主导阶级∕集团行为逻辑的解释。“资产阶级民主论”无法以理性逻辑解释为何强大的英国资产阶级会主动与社会下层分享政治权力并建立民主制度，而且穆尔对农民作用的评价也与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不符。发展型国家理论存在同样的问题：当处于强势地位时，政治精英集团往往会与私营部门结成寻租腐败同盟而非追求公共利益。埃文斯也承认，“（官僚）与私人资本之间避免庇护主义和腐败的制约因素仍未得到清晰解释”。
“权力均衡论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认力在社会中得到广泛分配并达到多元状态时，民主才有可能实现。在比较研究西欧和拉美的民主化进程后，迪特里希·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否定了“资产阶级民主论”，提出一种基于权力均衡的民主化理论：如果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联合增强了社会中下层的权力，同时上层阶级也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这种权力均衡状态就有利于促成民主化。尽管每个国家民主化的具体道路不同，但基本上都实现了阶级之间权力的总体均衡。“权力均衡论”符合理性人逻辑，对历史的解释力更强，但这种“纯政治”分析侧重制度变迁，对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关注不足，因而无法解 释西欧与拉美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差别。“权力均衡论”得到了大样本量化研究的支持与补充。塔图·万哈宁（Tatu Vanhanen）聚焦于权力资源分配与民主程度间的关系。他认为权力源于土地等重要的经济社会资源。他对147个国家或政治实体数据进行的回归分析表明，70%的民主程度差异都可以用权力集中指数加以解释，即权力资源分配越平等，越有利于民主发育。卡雷尔·布瓦（Carels Boix）等使用发达国家1850—1949年的土地分配数据和教育普及率研究平等与民主的关系，其结论是：在高度不平等的国家，民主崩溃的可能性极高；土地平等则可以显著降低民主崩溃的可能性，当一个农业社会实现了土地平等时，民主崩溃的可能性就降为零。可见，正是土地平等促进了民主的巩固。这些研究在土地平等与政治发展之间建立了正相关关系。
总体而言，政治发展研究发掘了阶级∕利益集团权力均衡和土地平等的重要作用，呼应了经济发展理论的新进展。综合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学科来看，从权力斗争与权力均衡入手，以新框架探讨土地平等及其引致的发展模式是值得尝试的方向。
由于学科交叉融合不充分、缺乏深入的全球性比较历史分析等原因，发展理论进步遭遇瓶颈。但既有研究也为其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纯粹的经济或政治视角的分析都存在片面性，在发展研究中有必要引入政治经济学视角；权力分析是发展理论的基石，为从阿西莫格鲁的实际政治权力到鲁施迈耶的权力均衡提供了一条合理的线索；罗迪克和墨菲等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基于土地平等的经济发展机制；布瓦等则指出了土地平等对政治发展的重要性，这可以与李普塞特等提供的政治发展机制建立联系。从这些成果出发，将权力分析与利益集团分析、土地平等问题紧密结合，具有推动发展理论创新的潜力。
权力平等发展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将社会互动置于周期性的动态变迁之中加以审视。这一分析框架同时将理性人逻辑设为前提，认为利益最大化是人与人之间博弈的主要目的。权力平等发展理论包含权力、权力结构、土地平等、包容型发展机制、排斥型发展机制和发展周期6个基本概念。该理论的基本分析单位为民族国家，主要分析对象为利益集团，其主要因果链条为：（1）平等型权力结构—土地平等—包容型发展机制—经济政治发展；（2）集中型权力结构—土地集中—排斥型发展机制—发展陷阱。
（一）权力与权力结构
权力是西方社会学与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意指个人∕集团使他人∕其他集团服从的能力。权力关系是人类社会关系的主要类型之一。权力源于多种权力资源，包括经济资源（如生产资料、劳动力、技术、金融和自然资源）、政治资源（如组织、领袖、机构和制度）、社会资源（如社会形态和网络）、文化资源以及暴力资源等。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了传统、制度与个人魅力三类权力合法性来源，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则把权力分为意识形态、军事、政治和经济等四种类型。本文的权力资源类型涵盖了韦伯和曼的分类。
发展研究之所以引入权力分析，是因为力图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集团和个人处于永恒的博弈中，其结果取决于权力对比及其运用。既有发展研究对权力的理解存在片面性：诺思把暴力作为唯一的权力因素，阿西莫格鲁则强调多种权力—政治权力—制度机制。但现实中多种权力通过多种机制发挥作用，如谷歌和苹果等公司之间达成了不雇用对方离职员工的协议，以此压低员工工资水平，这属于经济权力的直接运用，无须转化为政治权力。由此可见，权力分析应避免局限于政治权力的传统误区，而是要关注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等多种权力形态。
权力结构分析是权力平等发展理论的重点。在加塔诺·莫斯卡（GaetanoMosca）等开创的统治精英理论的基础上，威廉·多姆霍夫（William Domhoff）和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等进行了权力结构的相关研究。但他们使用的“权力结构”意指权力在社会上层中的分配方式，社会中下层被归为“无权者”，未被纳入研究视野。鉴此，本文重新定义了权力结构并对其进行类型学划分：权力结构是指权力在一国主要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配格局，可分为平等型和集中型两种类型。前者是指权力资源在利益集团间较为平等的分配格局，社会中下层也拥有一定的权力资源；后者则是指权力资源主要集中于少数利益集团手中的分配格局，诺思等认为这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基本结构。此外，国际社会中也存在一个全球性权力结构，与各国国内的权力结构存在互动关系。
权力平等发展理论从阶级/职业角度将利益集团分为六类，即经济精英集团、政治精英集团、农民集团、劳工集团、军队集团和专业人员集团。图1的外层弧圈标注了每个集团拥有的主要权力资源类型。根据集体行动理论，由于“搭便车”思维，人口数量最多的农民集团和劳工集团会面临最大的集体行动障碍，同时两者由于缺乏其他类型的资源而属于弱势利益集团。
（二）土地平等与两种发展机制
在权力平等发展理论中，权力结构是自变量，土地平等是中介变量，发展绩效是因变量。权力结构通过土地问题影响发展模式绩效，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因果链条。因为农业用地的生产和盈利能力因土质、气候等自然因素和基础设施、农产品定价等政策性因素的差别而呈现巨大差异，土地平等的内涵实际上超出了单纯土地占有面积的平等。因此，本文中的土地平等是指土地面积、土地质量以及农业政策三个维度上的综合平等。
权力平等发展理论包含两种对立的发展机制，即包容型发展机制和排斥型发展机制（如图2与图3），它们又分为不同的亚型。包容型发展机制是指所有社会阶层都能共享生产资源和发展成果的机制，排斥型发展机制意指精英集团垄断资源及成果的机制。所谓发展，是权力结构由集中型向平等型过渡、发展机制由排斥型向包容型过渡的双重过渡。
1. 包容型发展机制
只有打破集中型权力结构、实现权力结构平等化才能开启包容型发展。权力集中型社会存在重大利益冲突，容易发生经济危机、战争或其他形式的危机。一方面，危机会削弱精英集团；另一方面，危机带来的生存压力会促使社会底层克服搭便车倾向，进行大规模动员与组织，从而提高自身的权力地位。在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社会权力结构开始平等化。如果农民集团的权力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国家就会推行土地改革，实现土地平等。
在经济发展领域，综合罗迪克等的理论成果，可以归纳出经济包容型发展的机制：土地平等会引发家庭农场经济的繁荣和收入分配平等化，带来旺盛的内需和投资，为劳动密集型工业化提供强大动力，由此带动的充分就业会进一步提高工资、推动增长红利的平等分配，同时促进教育进步和人力资本增加，从而带动技术创新、国内市场扩容、国际竞争力提升、经济持续增长和经济结构升级，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在政治发展 领域，将土地平等理论与李普塞特的现代化理论、亨廷顿的“强大政党论”、罗伯特· 帕特南（Robert D.Putnam）的公民共同体理论以及鲁施迈耶的阶级制衡理论结合起来，可以归纳出政治包容型发展机制：包容型经济导致多种资源在社会中的平等分配，壮大了中产阶级，提高了社会的组织水平，从而能支撑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和问责，遏制精英集团的寻租腐败行为，提高政府效能与清廉度；土地分配及其引致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化有利于执政党吸纳农民集团和劳工集团，成长为强大政党；包容型经济增长还可以为国家提供物质及人力资源支持，从而有利于高效政府的出现。公民共同体、强大政党与高效政府共同组成了一个包容型政治体系，使得政治发展目标得以实现。
除这种机制外，包容型发展机制还存在另外一种亚型。一些国家曾采取耕地集体所有及集体经营制度，如东欧国家的集体农庄制度等。农民虽然集体拥有土地，却不享有经营权，不能自主经营并获利，缺乏激励机制，土地平等没有得到全面落实，导致农业发展迟缓与工业化动力不足，经济发展受挫。
2.排斥型发展机制
与包容型发展机制相对应的排斥型发展机制以拉美国家为典型代表。在集中型权力结构中，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初级产品出口带来的收益也集中在大农场主手中，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社会上层的消费以奢侈品和进口商品为主，大部分社会成员缺乏消费能力，内需严重不足，这导致国内市场狭小、投资机会不足，严重削弱了国内工业化的动力。工业化失败造成失业、非正规经济以及贫民窟扩张型的城市化，经济自主增长能力不足，形成依附性经济。经济不平等还会进入政治领域。一方面，如亨廷顿等所指出的，由利益分配不平等造成的政治分裂会危及政治稳定，导致出现政治动荡的可能性上升；另一方面，经济精英集团往往能利用其权力资源优势“俘获”政治精英集团，并以庇护主义网络控制民众，从而形成寻租腐败型社会，造成市场经济制度和政治民主制度失灵，国家长期陷入发展陷阱。
排斥型发展机制的另一种亚型为非洲∕印度模式。从土地占有来看，非洲小农户拥有较多土地，占非洲耕地总额的67%，与欧洲和北美大体相当，远超过拉美小农户的18%。但非洲并没有真正实现土地平等，而是形成了典型的二元模式：大农场占据了高生产力的土地，小农户被迫开发偏远贫瘠的土地，约2/3的小农户处于农业生产劣势地区。更为不利的是，由于缺少大规模组织动员，非洲农民的权力地位很低，政府在工商业集团、城市贫民集团的压力下施行的粮食价格管制、制造业保护等政策都严重损害了小农户的利益，大农场则从政府那里得到基础设施、技术和贷款等支持，进一步挤压了小农经济的生存空间。因此，非洲农民普遍贫困，国家长期处于发展陷阱之中，南亚的印度等国也可归入此种模式。非洲∕印度模式的政治发展路径与拉美模式大体相同，政治排斥、政治庇护主义与寻租腐败盛行，民主体制处于失灵状态。
土地平等具有历史阶段性。对处于农业社会和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而言，土地平等是发展的必经之路和“必补之课”。对于工业化国家而言，土地平等仍然重要，但还需要补充新的动力源。
此外，有必要对权力分散与权力平等进行区分。权力过度分散并不等于权力平等。前者指的是利益集团组织化程度低、权力分散于个人及小团体的状态，而后者指的是至少部分利益集团已经高度组织化并取得均衡的状态。组织是利益集团行动的主要载体，只有组织才能够聚合大量资源并产生规模收益、专业化和技术进步∕新知识，无论是经济组织还是政治组织皆是如此。权力过度分散意味着利益集团的组织程度低、规模小，无法采取有效行动。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一种非稳定均衡或过渡状态，通常会因精英人物及高效组织的出现而被打破，最终滑向权力集中状态。
（三）权力结构的周期性变化与发展周期
主流发展理论往往具有线性思维，认为一旦实现了发展就可以进入良性循环、自我加强和路径依赖状态，发展不可逆转。本文则提出，权力结构与发展模式都处于动态调整中，具有周期性和可逆性，因此发达国家也有发展逆转和重新落入陷阱的危险。
推动权力结构变化的两种主要机制为权力自我增殖与集中机制以及权力分散机制。前者包含四种亚机制：一是“坏市场”机制，即通过市场失灵（垄断、信息不对称和寻租）以及r＞g定理（资本长期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产生的经济财富集中；二是政治权力集中机制，即政治权力会通过寡头统治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和庇护主义向少数政治精英集中；三是集体行动机制，精英集团比社会大众的集体行动能力更强，能集中使用权力资源获取更大权力；四是经济权力弥漫机制，经济精英集团通过政治献金、经济战争与意识形态战争等方式控制政治精英、民众和军队，削弱敌对集团。权力分散机制包含两种亚机制：一是“好市场”机制，即通过竞争和创造性破坏实现的经济权力分散；二是危机动员机制，即在发生社会经济危机时期，农民和劳工等大型利益集团有可能克服集体行动障碍实现大规模动员和组织，以提高自身的权力地位。
两种机制的竞争会导致周期性危机。根据皮凯蒂对发达国家收入分配规律的研究，由于精英集团拥有强大的经济权力和集体行动能力，权力自我增殖与权力集中机制能够压制权力分散机制，导致权力集中趋势长期化和常态化，即便拥有平等型权力结构的国家也会面临权力再集中化的压力。当权力集中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经济社会危机，激活危机动员机制，产生打破现有权力结构的动力，由此形成权力结构与发展的长波周期，时长约100年（如图4－1）。在权力集中度较高的国家（如拉美国家），由于权力结构高度固化，两种机制的竞争往往体现为周期性的“钟摆效应”或政治动荡，但难以形成结构性突破，可称为微波周期，时长约20年（如图4－2）。
总体而言，权力平等发展理论摈弃了“民主—专制”“市场—政府”的传统两分法，代之以“权力平等—权力集中”“包容型—排斥型”的新标准，提出了发展研究的新框架。
对权力平等发展理论的实证检验分为互补的两部分：首先，使用跨国面板数据对权力集中度、土地平等与发展绩效的相关性进行测度，辅之以回归分析和散点图，以进行更为细致、直观的刻画；其次，通过案例分析验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作用机制以及发展的周期性。
（一）统计分析
量化验证的基本假设为：权力集中度与土地平等呈负相关，土地平等与发展之间呈正相关，权力集中度与发展呈负相关。
1. 指标体系的设计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权力集中度指数由三部分构成，即经济权力集中度指数（由收入基尼系数构成）、政治权力集中度指数（由政党竞争度指数构成，以国会选举中得票率最高的两个政党得票数之差衡量）和社会权力集中度指数（由最富20%人群收入份额、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每千人病床数构成）。
土地平等指数应由土地基尼系数、土地质量指标与农业政策指标三者合成。由于现有的土地基尼系数的数据非常零散，本文使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全球统计数据计算出了117个国家的土地基尼系数。而其他两个指标尚无全球量化数据，因此本文在量化验证中将土地基尼系数作为土地平等指数的近似值。
发展指数包括经济发展指数（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和政治发展指数（以国家发展面临的政治风险衡量）两部分。
在本文中，收入基尼系数、最富20%人群收入份额、每千人病床数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数据库，政党竞争度指数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全球议会选举数据库的数据计算得出，政治发展指数来自政治风险服务集团（Political Risk Service Group）编制的“国家风险国际指南（ICRG）”数据库。对所有数据进行合并清洗后，本文数据库中共得到了61个国家1980—2020年的所有相关数据，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
2.指标构拟办法和相关性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CA）进行指数构造，旨在通过降维技术把多个变量简化为少数几个主成分，同时保留其绝大部分信息。基于主成分分析，本文提取收入基尼系数等五个指标的第一主成分（PC1），合成为权力集中度指数，可解释这些指标71.47%的方差。同理，本文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政治风险指数合成为发展指数，可解释它们91.78%的方差。61个国家的权力集中度指数和发展指数主成分分析各变量系数见表1。
本文采用斯皮尔曼秩相关系数衡量权力集中度指数及其分指标同发展指数之间的相关性。该方法基于变量的排序，对异常值的敏感度较低。当变量在有序的尺度上测量且为非线性相关时，它是合适的相关性分析方法。
3.相关性分析
使用斯皮尔曼秩相关系数对61个国家的数据进行计算后，得到的结果符合预期。首先，权力集中度指数与土地基尼系数的相关度达到0.72，土地基尼系数与发展指数的相关度达到－0.67，均呈强相关。这意味着权力越集中，则土地越集中、发展绩效越差，验证了本文的基本假设。其次，土地基尼系数与经济和政治发展指数的相关性分别达到0.67和0.64，均呈强相关，这说明土地平等不仅影响经济发展，对政治发展也有强烈影响。土地基尼系数作为土地平等的近似值，仍与相应指标呈强相关，这充分体现了土地平等的重要性。最后，权力集中度指数与发展指数及其分指标（经济和政治）的相关度达到－0.80左右，呈极强负相关，表明权力结构对发展绩效具有重大影响。同时，对权力集中度指数的各分指标与发展指数的相关性测算表明，它们与发展指数大都呈强相关，其中教育指标为极强相关，只有政党竞争度指标为弱相关，这再次验证了权力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政党竞争度指标与其他指标大都呈弱相关，这说明该指标的设计需要进一步改进，但并不影响总体结论。
当分析控制国家的类型时，权力平等型国家与权力集中型国家呈现了差异（见表2）。在权力平等型国家中，各权力指数均同发展指数呈强负相关，但在后者中相关性不甚显著。本文对此的解释是：发展动力可分为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两种；土地平等产生内生动力，可带来经济长期增长，权力平等型国家的发展主要由内生动力驱动，因此权力平等与发展呈强正相关。在权力集中型国家中，土地不平等导致内生动力不足，主要依赖外生动力带来的短期增长，因而与权力集中度及土地基尼系数的相关性不强。如墨西哥于20世纪70年代末发现超大油田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一度超过9%。但当外生动力减弱时，这些国家的经济就会陷入停滞甚至危机，导致长期发展绩效不佳。1982年，墨西哥爆发债务危机，进入“失去的十年”时期。由此可见，集中型权力结构导致的内生动力不足为这些国家设置了“天花板”，其短期表现取决于外生动力的强度，从长期来看其发展水平很难提高。而一些非洲国家如乌干达等一直处于内外动力均不足的状态，长期受困于低收入陷阱，属于排斥型发展机制的非洲∕印度模式。
5.土地基尼系数的边际效应图5展示了土地基尼系数对发展指数存在的边际效应（95%置信区间）。其中发展指数标准化为0—10，土地基尼系数标准化为1—10。函数关系为：
y=10.4－1.2x+0.02x2（式1）
审核 | Anders
终审 | 李致宪
©Political理论志
“在看”给我一朵小黄花
摘要
规模经济效应是指企业等微观个体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带动经济效益增加的现象，表现为平均总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下降。这一特性反映到宏观层面上，则意味着当一国的人口或市场规模扩大时，将促进整体的分工与交易更加细化，从而提升经济效率。
按照规模经济的逻辑，大国的产业发展更好，大国相比小国经济增长更快，也更富裕。但现有的宏观经济分析中对规模的重视却相对不足，一个直观的现实是很多人口少的经济体比大国富有。这是因为在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时代，小国通过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协作而享受了全球大市场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
在逆全球化时代，小国参与全球分工、享受全球范围内规模经济效应的能力受限，相反的，传统政治概念上的国家重要性上升，大国可以凭借自身规模积累更高的竞争优势。另外，知识型经济尤其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放大了大国的规模优势。大国在国防和公共服务成本上的分摊能力也更强，这在地缘政治风险抬升的当下也具有重要含义。
中国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居世界前列，拥有在新形势下发挥大国规模优势的基础。把规模转化成经济的关键是发展市场经济、促进内部市场竞争，这首先要求做大国内消费、打造国内统一大市场。这要求重视外部性和垄断等扭曲带来的市场失灵问题，尤其需要改进房地产、金融、和数字经济治理机制。
逆全球化背景下，规模优势不仅是大国的一个新经济增长点，还可增强跨国合作的基础。大国的产业体系较大、产业链前后向联系更强，因而在新的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中占据优势。中国可围绕本国的产业体系，加强与各国的产业链融合，促进跨国深度合作，提升产业的效率和安全。
正文
一、规模经济有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
中国过去赖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和全球化正渐行渐远，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1978年以来，人口红利和融入全球市场帮助中国GDP取得年均9.3%的高速增长[1]，实现了对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迅速追赶。但随着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滑、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下降和资本积累放慢（图表2.1），中国经济未来亟需转向更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模式。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增速换挡期（图表2.2），发展需求仍大。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发展是第一要务，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2]。有鉴于此，规模优势能否促进高质量发展，是本文要探讨的首要问题。
规模经济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值得更加重视。经济学理论认为，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可能遭遇瓶颈，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才是经济长期发展的根本动力[3]。在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方面，规模经济效应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具体而言，通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打造完善的产业链、鼓励科技创新等，经济体能够以相同投入获得更高产出，静态来看表现为规模经济效应。当规模经济效应持续发挥作用，在时间维度上就表现为总产出不断提高的长期发展。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总量较大，人口数量长期位居世界第一，2020年GDP已相当于美国的70.3%（图表2.3）。如果中国借助人口和经济总量的大国规模，充分挖掘自身规模经济潜力，将能够更好的促进经济发展。
逆全球化背景下，大国规模优势更加显著。大国规模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现有宏观经济分析中强调得不够，部分原因在于相当多小国在过去数十年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迈入了富裕国家行列。如何理解这一看似否定了规模效应的现象，全球化所扮演的角色值得关注。二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时代，小国得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扩大潜在市场规模，享有全球范围的规模经济效应。极端情况下，就算国内需求规模有限，小国仍可通过国际贸易享有规模经济效应。逆全球化给各国利用国际市场带来摩擦，迫使各国更加依赖国内本土市场规模，再参与国际竞争。在此背景下，大国依托国内人口和经济规模，相比小国更容易触发规模经济效应，拥有的规模优势更加显著。
逆全球化要求中国向更依赖规模优势的增长模式转变。在地缘政治冲突、科技竞争加剧影响下，逆全球化趋势越发明显，全球产业链分工已有所放缓甚至有倒退的迹象[4]。随着过往的国际分工模式遭遇挑战，中国原有提升经济效率的路径均可能受阻，包括高度依赖外需和比较优势的出口模式、利用贸易的学习效应等。相反的，国内市场对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贸易模式的决定性作用变强。因此，大国规模优势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可能将更为重要。
大国竞争背景下，中国发展知识型经济更应依赖规模优势。除了逆全球化以外，当前另一个值得重视的新趋势是知识型经济尤其是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相比传统经济，知识型经济的非竞争性和规模经济效应更强，企业或产业初始规模的大小往往决定着其之后竞争力的高低。而大国更有能力支持知识型经济的初始高额投入和后续多维度创新的规模，在发展知识型经济上拥有更多天然优势。换句话说，大国的国内市场扮演着初始孵化器的角色，可更快培育出成熟的知识型产品，迅速占领国际市场。例如中美成为互联网巨头主要所在国，而欧洲企业则在全球竞争中相对落后。但这也意味着，各国政府更倾向于对内扶植本国企业，对外采取市场分割、贸易保护。大国竞争背景下，面对其他国家这一颇具竞争性的动机，中国更应依靠规模优势为本国知识型经济争取更有利的发展环境。
图表2.1：中国的人口红利正渐行渐远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计划署，中金研究院
图表2.2：中国人均GDP较低，增长需求仍大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金研究院
图表2.3：但经济总量大、具备相当的规模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金研究院
什么是大国规模优势
本文要讨论大国规模优势，首先要理解一国规模的具体含义，可从如下三个维度加以定义。
第一是人口的维度，包括人口总量、消费者数量、生产者数量、人力资本存量等。正如斯密指出的[5]，“一个国家的繁荣，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人口的增加”。更多的人口、消费者或生产者总量意味着潜在需求市场更大或者劳动力供给更充沛，而人力资本则代表人口质量，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率和科技创新能力[6]。
第二是经济总量的维度，包括市场和生产体系，企业和产业的类型、数量和上下游关系等，例如GDP、工业增加值等。经济总量不仅衡量了一国经济的整体生产能力，也与代表一国消费潜力的需求市场规模有关。
第三是国家或经济体的维度，这一维度与规模所对应的制度环境、交易成本有关，因而划定了规模经济效应的边界。例如，全球化时代，开放经济体的规模经济效应超越了自身的国境线边界。而在逆全球化、地缘政治冲突背景下，国内市场规模对于发挥规模经济效应的重要性更强，国境线等边界划定出的制度环境对于思考规模经济效应变得更重要。
大国规模优势指的是，单位生产活动的经济效益随着国家规模扩大而递增、大国凭借更高的人口和经济总量规模拥有额外竞争优势的现象。首先，大国的人口和潜在市场规模更大，帮助该国在产业和贸易端更专注于规模报酬递增的领域。其次，大国的国防安全性更高，公共品提供的分摊成本更低，各地区间能够相互提供保障、实现风险对冲，经济增长更稳定。最后，大国更有能力在水利、防污染等领域出台相关措施，从而将各区域发展的外部性在更大的范围实现内部化，提升经济效率。
但是，大国要真正发挥规模优势，需满足一定条件。现实中，许多大国面临“碎片化”因素，因而无法发挥规模优势潜力。极端情况下，大国成为一大堆小区域的脆弱联合体，整体表现反而被削弱。首先是族群异质性大，国家规模扩大带来文化、种族与语言等方面的异质性增加，削弱不同区域的聚合力。其次是国家管理层级多，导致整体行政效率低。再次，大国还可能陷入区域利益冲突的泥沼，例如贫困地区需要中央政府予以财政支持，而富裕地区则希望保持财政独立。最后，地理或行政壁垒可能导致内部要素或商品交易成本过高，不利于促成一体化市场。因此，大国要充分发挥规模优势，面对的一项重大议题就是如何克服上述的“碎片化”因素。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具有增长需求大、人口和经济总量大等特点，在逆全球化和知识型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规模优势有望接替人口红利和全球化，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
二、大国规模优势的理论来源及其作用
（一）规模经济及范围经济共同构成了大国规模优势
人口和市场规模促进分工发展，在产业端带来规模经济效应。早期经济学理论更偏向于从生产端探讨规模经济的来源，例如规模如何促进分工和分工形式等。斯密认为人口规模扩大带来分工细化，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并使整体经济呈现规模报酬递增[7]。马歇尔进一步区分了企业内部分工和企业外部的产业发展两个渠道[8]，其中后者来源于劳动人口规模扩大推动的产业发展，企业因而得以通过共享熟练劳动力市场和其他基础设施提高生产效率，表现为外部规模经济。在此基础上，杨格指出需求市场规模扩大还将带来产业间分工这一新形式，包括迂回生产方式[9]和中间品部门崛起等，进一步提升经济效率[10]。更重要的，基于杨格的理论，需求端作为规模经济效应的来源之一也开始得到重视。
需求与供给相互促进，要素和产业集聚增强了规模经济效应。新经济地理理论将规模经济效应的多个来源加以综合考虑，认为一定地理范围内的要素和产业集聚将增强规模经济效应。首先，产业发展更倾向靠近大市场，运输成本导致最终品和中间生产商被吸引至更大的消费市场和最终品生产商集聚地，即产业的后向关联效应。另一边，最终品生产商被吸引至中间品生产商集聚地，要素被吸引至产业发展更好的地区，即产业的前向关联效应。上述两个效应共同作用、相互促进，引导要素和产业向特定区域集聚，呈现规模报酬递增。其次，随着区域内产业集聚，企业得以共享基础设施、增强产业间分工，产业发展的正外部性增强了规模经济效应。最后，运输成本支撑了要素集聚并推高聚集地收入水平，帮助优势区域构建更大的本地需求市场规模，而这又进一步强化了规模经济效应。
范围经济是大国规模优势的另一重要来源。范围经济是指由产品种类而非数量扩张带来的效率提升，即同时生产多种产品的费用低于分别生产每种产品所需成本的情况。更具体的，企业或产业的纵向一体化策略、产品多样化策略、共享销售和研发渠道等，均有可能带来范围经济效应[11]。考虑到小国受限于国内人口和市场规模，产业发展往往聚焦于特定领域，且高度依赖海外市场。因此，小国在实现范围经济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也较难借助其获取规模优势。相反的，大国依托广阔国内市场，更有能力推进生产多样化，充分利用国内的资源和技术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大国因此能够容纳更多元的产业，产业间分工也能做到更细。此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还有相互促进的作用，而这也是需要足够大的市场和产业纵深才能够实现的。因此相对小国而言，大国更有能力发展范围经济，而这也是大国规模优势的额外来源。
总的来看，其它条件相似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大国拥有更高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更广阔的地理空间，能够支持更大范围、更高效的分工和分工形式，更有能力发展多产业链、多区域聚集。这些都是大国规模优势的重要来源。
（二）大国规模优势促进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
大国可以容纳更高强度的企业竞争和创新，有利于培育更大、更有竞争力的企业[12]。首先，大国规模为更多企业和产品的存在提供了充足空间，有利于促进竞争、带动企业下调加成定价比率。较低的加成定价比率迫使企业必须卖出更多产品才能实现盈亏平衡，企业规模随之扩大[13]。均衡状态下，大国更大的市场规模能够培育出规模更大、竞争力更强的企业。其次，依托大国规模发展起来的大企业能够将研发固定成本摊销到更多产品上、投入技术研发更加有利可图（图表2.4），也更有能力支持多线路创新。
市场规模拓宽创新的空间，带动本国产业发展与升级。创新活动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需要初始大额投入、规模效应较强的创新，另一类则是初始投入较小、规模效应不那么强的创新[14]。大国的企业规模更大，能够支付初始大额投入，因而在具备规模效应的创新中占有优势。相反的，小国企业仅能够参与规模效应不那么强的创新，但由于大国企业同样可参与此类创新，小国企业因而面临更激烈的成本竞争。更重要的，这意味着大国规模在拓宽企业创新空间的同时，还能够激励产业发展。换句话说，大国由于在两类创新中均占优，更有能力在规模报酬更高、更高精尖的产业领域占据优势地位。
新增长理论认为大国规模优势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速。传统理论认为经济增速与规模无关，这是因为其假设了各国拥有同样的外生技术水平，落后小国反而增长更快。这一结论对于二战后全球化时期的跨国增长趋同具有一定解释力，但对于某些国家陷入增长停滞、美国长期保持增长领先等事实却显得无能为力。与新古典理论有所不同，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来自于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15]，或是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投入获得[16]。而大国能够支持大规模生产、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投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因此更快。更重要的，技术在一国范围内具有强溢出效应，一旦产生即可被所有行业共用，大国在增长端还享有额外的规模经济效应。上述因素共同推动下，大国规模优势带来更高经济增速。
国际间增长分化主要来自于工业化进程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差异。新增长理论下，经济增长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规模经济效应，导致大国增长持续快于小国[17]，从而推翻了新古典经济学绝对趋同的结论。这一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一国启动大规模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可以解释19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与其他国家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现象（图表2.5）。例如，西欧和日本在二战后启动了工业化进程，得以触发规模经济效应，实现了对美国的增长追赶。相反的，部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缓慢，导致这些国家出现增长滞后。
图表2.4：新产品的创新数与企业规模相关
资料来源：Argente et al. (2020)[18]，中金研究院
注：图中实线为二次拟合线
图表2.5：19世纪后半叶，各国间开始出现增长分化
资料来源：Williamson (2013)[19]，中金研究院
（三）规模帮助大国在跨国产业链中占据主导位置
传统贸易理论忽视了规模的重要作用。对于国际贸易模式，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国如对某个产品有更高需求，将进口该产品。这是因为该理论认为贸易的根本驱动力源于各国在生产端的差异，即比较优势。并且，如果生产端呈现规模报酬递减，为满足一国更高国内需求的生产活动应被分摊至多个国家，表现为该国进口更多该种产品，跨国间的需求差异在生产端被缩小了。
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国内大需求市场将带来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对国际贸易模式有决定性影响。对于规模报酬递增的行业，大国借助更高人口和经济总量，规模经济效应更强，这在出口端表现为本地市场效应。具体而言，借助更大需求市场，本国企业积累了初始规模优势，产品的生产成本更低、质量更好。本国企业因此在国际竞争中占优，迅速抢占市场，表现为本国出口更多该种产品，并通过全球销售巩固规模优势。换句话说，规模报酬递增将本地大需求反馈至生产端，本国生产更多、出口更多该种产品。极端情况下，有学者[20]甚至认为国际贸易是国内生产活动跨越国境线的延伸。在此过程中，本国需求规模是触发本地市场效应的关键因素，这意味着大国应更加重视需求侧的规模优势。
大国在差异化和复杂度高的行业更可能拥有本地市场效应。从OECD国家和日本的经验来看，本地市场效应确实存在，例如这些国家的雷达通讯、汽车制造等行业[21]。具体到国家层面，超大型和超小型经济体的本地市场效应更强[22]。这是因为超大型经济体的本地市场更大，天然具备相当的规模。另一边，超小型经济体则在过去数十年全球化进程中，通过专注于特定几个产业、融入全球产业链而享有规模经济效应。在产业层面，运输成本更高、差异化程度和复杂度更高的行业，本地市场效应也更强[23]。这是因为此类产业往往需要更大额的初始投入，更大的本地市场能够支持这一投入并触发后续更强的规模经济效应。例如，发达国家因人口老龄化、支付能力更强，国内医药需求市场规模更大，激励了医药领域更多的创新和研发投入[24]，本地市场效应帮助这些国家在医药的出口端占据更大优势[25]。
规模优势帮助大国的产业和出口集中于高质量、高附加值和高精尖产品上。本地市场效应反馈回国内产业端，进一步强化大国规模优势，对经济和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一方面，大国规模优势提升国内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帮助国内消费者转向更高质量、更高精尖的产品[26]。需求端的改善将带动本国产业和出口部门升级，并在科技创新方面投入更多[27]。另一方面，大国国内市场和企业的规模更大，能够承担大额初始投入，更有能力发展规模报酬递增程度高的产业。因此，小国仅能够出口中度规模报酬的产品，大国更有能力发展并出口高规模报酬的产品[28]。综合来看，本地市场效应使得国家间可能呈现出“核心—外围”的分化发展格局，大国借助庞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在产业和经济发展上拥有持续竞争优势。
大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发挥主导作用。借助国内市场规模，大国更有能力促进本国产业发展，这对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的发展具有深远含义。Nocco et al. (2019)[29]认为，“最优安排下，全球产业链分工应提高低生产成本（降低高成本）企业对所有国家的销售，同时降低所有国家的企业数量，尤其是在市场规模和技术不占优的非临近国家”。具体作用机制上，降低企业数量指的是推动跨国产业链整合，而提高低生产成本企业的销售则意味着产业链整合是以加强竞争、挤出低效率企业为前提的，这有助于强化整体的规模经济效应。更重要的是，规模优势可以降低大国对其他国家的产业依赖度，同时提升其他国家对大国的产业依赖度[30]。大国因而在组织或参与全球产业链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具体表现为小国融入大国主导的产业链。特别地，周边小国与大国的贸易成本更低、需求偏好更接近，融入大国主导产业链的程度也更深。
三、规模优势在大国增长实践中有突出表现
（一）20世纪初，美国凭借规模经济效应取得经济和技术领先地位
19世纪，美国的生产和分配政策相对平等，持续吸引大量移民涌入。Engerman and Sokolof (2002)[31]发现“与同期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土地、财富和政治权利分配更平等，带来后续更平等的政策，吸引大量移民涌入”。以1862年美国宅地法为例，该法向美国公民或申请入籍的外国人分配土地[32]，促进了土地所有权的平均分配。1900年，美国农村地区民众拥有土地的比例高达74.5%，1895年阿根廷这一数字仅为19.2%，而1910年墨西哥这一数字更低至2.4%[33]。1870年，美国已有4千万人口，比英国高29.2%。并且，美国人口在后续50年里保持高速增长，不断拉开与英法德等国的差距（图表2.6）。
借助完善的交通和商业基础设施，以及更同质的消费群体，美国成功打造国内大市场。1850年，美国境内铁路总里程仅为9,021英里，略高于英国的6,621英里。1865年内战结束后，在整合南北双方原有铁路网的基础上，美国进入了铁路的建设高峰。到1910年，美国境内铁路总里程已达25万英里，远超同期其他国家（图表2.7）。与此同时，内战期间南北双方的军事需要推动了电报网络的普及，并在内战结束后组成了覆盖全境的电报通讯网络。这些都为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奠定了基础。Romer (1996)[34]就指出，“完善的交通系统和商业基础设施，有效地将大多数公民连接到一个真正的国内统一市场”。1900年，美国的国内市场规模仅相当于英国的68.7%，但到1910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112.3%，美国成功打造了全球第一的国内大市场[35]。相反的，Rosenberg (1972)[36]则发现，“英国收入分配相对不均，制造业的需求来自于追求产品质量的上层阶级，难以促成提升工业化程度所需的国内大市场”。
图表2.6：19世纪，移民涌入带动美国人口高速增长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中金研究院
图表2.7：19世纪中叶起，美国铁路总里程增长显著
资料来源：Hurd (1975)[37]，中金研究院
依托国内大市场，美国产业往大规模、标准化方向发展，产业的前后向关联得到增强。1860年到1914年期间，各国关税处于较高水平，平均在10%到25%之间[38]。另一边，美国自内战结束后奉行贸易保护的李斯特主义，平均关税接近40%[39]，远高于同期其他国家。在高关税的有力保护下，美国的企业和产业得以依托国内大市场迅速发展起来。Nelson and Wright (1992)[40]就发现，“美国本土由相对同质消费者构成的大市场，引导企业推行标准化产品的大规模生产方式，促进了专用机械行业的发展和科技创新。相比其他国家，美国企业普遍更加资本和资源密集，且单个企业的规模也要远大得多，美国的优势来自于对资源和人口禀赋的规模化运用”。此外，Rosenberg (1963)[41]也指出“大规模生产引导美国大型企业在内部设立了专门生产设备的部门，后者随着生产规模和产业的扩大逐渐发展成独立的专业设备企业。产业间分工带来额外的规模经济效应，帮助美国实现在工业机械、农业设备、硬件和其他工程产品等出口的不断增长”。
美国逐渐取得全球经济和产业技术领先地位。尽管直到20世纪初，欧洲工业界对美国同行的评价并不高，认为后者过度强调生产和速度，而非质量和耐用性[42]。但是，Braun (1983)[43]发现“依托庞大的本土市场和企业规模，美国产业界对技术进行大额投入的意愿更高，也逐渐成为许多新技术落地应用的试验场，从而取得全球技术领先地位。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许多发源于欧洲的技术均是在美国落地，并通过大规模生产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取得迅猛发展，包括铁路、汽车、电气技术等”。在取得技术领先地位的同时，美国经济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增长，美国与英国人均收入比也从1879年的70%上升至1929年的130%，美国成功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经济和技术的领头羊[44]。
政府和产业界相互配合，推动自本国资源禀赋的规模化运用。19世纪后半叶，美国政府有感于本国产业发展相当依赖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农业收入带来的庞大中产群体，在地质、农学和金属冶炼等基础研究领域持续加大投入。David and Wright (1991)[45]就指出，“成立于1879年的美国地质调查局使得美国在培养采矿工程师方面迅速上升到世界领先地位，帮助美国实现对丰富自然资源禀赋的大规模运用”。另一边，美国企业专注于偏实用的技术，这同样是结合了现实的必然选择。考虑到美国企业更偏大规模生产，注重经验的、干中学的实用技术更有利于充分发挥规模优势。综合来看，这一时期的美国政府和企业从需求导向出发，发挥大国在相关投入上的人均成本优势，相互配合强化了本国的规模优势。
（二）上一轮逆全球化，美国凭借规模优势巩固增长领先地位
大国规模优势在上一轮逆全球化中表现突出。1850年至1914年的第一轮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落后国家到发达国家的移民。大量移民涌入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底层劳动者受损、政府的控制力变弱，国际间的对抗情绪加强，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创造了条件。一战严重扰乱了国际贸易与金融体系，并带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第一轮逆全球化。逆全球化导致跨国间增长分化加剧，尤其是小国的增长慢于大国。例如，Nelson and Wright (1992)[46]指出“美国国内大市场足以支持生产力的快速增长，以及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持续开发和传播。相反的，小国和高度依赖外需的工业国受冲击最严重”。另一边，Williamson (1996)[47]则指出“爱尔兰在第一轮全球化过程中对外移民更多，推动了本地收入水平上升，但也丧失了工业化所需的规模，因而在逆全球化时期陷入增长滞后”。
美国凭借国内大市场进一步巩固产业和经济领先优势。两次世界大战的第一轮逆全球化时期，美国凭借国内大市场进一步巩固竞争优势，推动了本国产业和经济的发展。例如，美国汽车工业在20世纪初期便实现大规模生产。此后的30年时间里，在各国间关税壁垒持续上升背景下，美国汽车出口占全球比重不断攀升，于1928年达到72.1%（图表2.8）。此外，发端于欧洲的电气技术也在美国得到广泛应用，使用电力的工厂从1891年的25%上升至1930的75%，使用电力的家庭则从1909年的33%上升至1939年的96%。在国内大市场和规模优势的帮助下，美国进一步巩固了增长领先优势。1900年至1928年，美国工业产值占全球比重从23.5%上升到了39.5%（图表2.9）。
图表2.8：20世纪初，美国汽车行业份额不断攀升
资料来源：Bairoch (1982)[48]，中金研究院
图表2.9：美国工业产值占全球比重一度超过40%
资料来源：Foreman-Peck (1982)[49]，中金研究院
（三）欧盟一体化进程中，德国发挥了区内大国的规模优势
2005年后，德国经济表现转好，并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实现逆势复苏。1998年至2005年间，德国GDP年均增速仅有1.2%，失业率更是从1998年的9.2%上升至2005年的11.1%，这一经济表现为德国带来了“欧洲病人”的称号[50]。相反的，2005年至2019年间，德国GDP年均增速提高至1.6%，成为“欧洲经济巨星”[51]，且2008年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对其增长的拖累相对有限。2010年，德国失业率降至7.7%，并持续下滑至2021年的3.5%。与此同时，2011年德国出口高达1.74万亿美元，占GDP比重接近50%，占全球出口比重为7.7%[52]。
德国借助国内市场和区位优势，推动欧洲区域内市场的一体化。一方面，1990年两德统一扩展了德国国内市场的潜在规模。在此之后，为弥合东西德发展落差，德国政府在财政转移支付、科技创新扶持等方面持续向东德地区倾斜。这些举措缩小了地区间发展差距，推动德国国内市场迈向一体化[53]。另一方面，德国是欧洲区域内邻国最多的国家，具备推动欧洲市场一体化的独特区位优势。在欧洲区域内，德国与9个国家拥有共同边境，其中8个国家是欧盟成员国。借助强大的国内市场、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德国深度推动了欧洲市场一体化，包括向其他欧盟国家开放本国劳动力市场等[54]。2004年后，德国支持更多国家加入欧盟，例如德国主导的“柏林进程”引导塞尔维亚等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扩大了欧盟的地理边界和潜在规模。
德国已成为欧洲产业链中心，深度受益于欧洲区域内市场的一体化。德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2008年后逆势复苏，关键是在欧洲区内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大国规模优势[55]。首先，德国在欧盟共同市场中扮演了关键角色。2018年，德国从欧洲国家进口高达5,861亿欧元，而对欧洲国家出口则高达6,966亿欧元，德国已成为整个欧洲区域产业链和贸易中转的核心[56]。据贝塔斯曼基金会发布的调查报告[57]，得益于欧盟共同市场，德国每年增收860亿欧元，比其他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都要多。其次，德国也从欧洲共同货币中获益颇多。有研究指出[58]，德国从欧元区货币一体化中获益1.9万亿欧元，人均约23,116欧元。最后，欧盟东扩延展了共同市场的边界，德国得以更进一步推动区域内产业链整合。在此过程中，东欧和东南欧国家成为德国大企业的廉价生产基地，帮助德国产业在出口端巩固竞争优势。2017年，德国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四国的货物贸易达2,560亿欧元，其中大部分是在德国企业在本土和中东欧国家的工厂之间进行的[59]。
（四）形成鲜明对比的，前苏联和印度未能充分发掘规模潜力
生产与消费脱节，制约了前苏联的规模优势。正如前文所述，市场经济带来的需求规模对于发挥规模经济效应、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至关重要。然而，正如马焕明（2004）[60]所指出，“为保证重工业的高速增长，前苏联政府减少并抑制社会消费需求，把资源集中到重工业部门，导致消费品供应紧张。为解决消费品短缺与社会需求增加的矛盾，政府一方面实行必需品定量配给，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周转税的办法，剥夺新的需求，化解、弥合供求脱节并维持特权阶层的特殊供应”。前苏联的生产和消费之间逐渐脱节，不仅抑制了规模经济效应的发挥，也制约了技术进步，拖累长期经济增长。据Bleaney (1991)的测算，“前苏联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稳步下滑，在1970年至1980年的某个时间点甚至演变成负增长”。因此，尽管前苏联人口总量在1970年后持续增长，但人口总量的规模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经济增长逐渐落后于美国（图表2.10）。
图表2.10：前苏联在1970年代后出现增长滞后
资料来源：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中金研究院
2021年，印度劳动参与率为41.6%，其中男性劳动力参与率为76.0%，女性仅为20.3%（图表2.11）。与之相对应的，2021年中国劳动参与率为68.1%，其中，男性为74.8%，女性为59.8%。过低的劳动参与率意味着印度未能充分发挥劳动人口的规模潜力，这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性别歧视等“碎片化”因素妨碍了女性就业。印度女性劳动参与率远低于中国，是全球最低国家之一。过低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并不全因为就业岗位短缺，家庭责任、社会歧视和安全问题对印度女性就业的影响更大，进而拖累了全社会的劳动参与率。
其次，产业发展不力也不利于发挥人口规模优势。除女性外，印度年轻人的劳动参与率同样不高，15-24岁男性劳动参与率仅为37.2%，大幅低于中国的52.0%。这部分是因为印度产业发展呈现出典型的“跨工业化”特征，直接从第一产业过渡到第三产业。此外，印度劳动法规定雇员数量100人以上企业大规模裁员需经政府同意，且可能面临长达7-8年的诉讼纠纷，变相阻碍了企业做大规模，同样不利于制造业等第二产业的发展。由于第二产业未能吸纳大量就业，整体失业率高企降低了印度年轻人的就业意愿和就业能力。2010年至2019年，印度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了15.7%，但就业人数仅增长了7.2%，不足前者的一半，这也是印度年轻人劳动参与率不高的原因之一。
图表2.11：印度女性就业不足削弱劳动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计划署，中金研究院
四、中国规模经济效应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具备发挥规模优势的基础
中国的人口和经济总量蕴藏着规模潜力。2021年，中国人口总量高达14.1亿，第二名的印度为13.9亿，均远超第三名美国的3.3亿（图表2.12）。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规模潜力在经济总量方面也相当突出。2021年，中国GDP（现价）达17.73万亿美元，排全球第二。若按购买力平价计，2021年中国GDP达27.31万亿国际元，位列全球第一，接近于印度（10.22万亿国际元）的3倍[61]。中国在人口维度拥有全球最多的潜在消费者，而全球第一的购买力平价GDP总量也为消费提供了有力支撑。此外，更高GDP总量也意味着中国产业发展更好、就业机会更多，是在产业端发挥劳动人口总量优势的重要基础。
劳动力数量端，中国的规模优势潜力更加突出。劳动人口数量方面，2021年中国15-64岁人口为9.89亿，仅比印度的9.40亿高出5.3%。但中国劳动力数量（=劳动人口数量*劳动参与率）达8.1亿，比第二名印度的4.7亿高出72.3%，相当于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四国的总和（图表2.12）。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之所以远超其他国家，得益于中国女性普遍享有就业机会，且经济总量更高、产业发展更充分，能够为庞大的劳动人口提供充足就业岗位。尽管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在近年有所下滑，但2021年仍有68.1%，远超印度的41.6%[62]。总的来看，中国在劳动人口方面具备相当的规模潜力。
中国的人力资本存量也位居世界前列。2020年，中国受过高等教育人数高达2.1亿，比美国和印度的总和还多。更具体的，2016年，中国的科学、科技、机械和数学相关专业（简称STEM专业）毕业生高达470万，远超第二名印度的260万和第三名美国的56.8万[63]。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预示着中国在促进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发展方面的潜力。
图表2.12：中国拥有全球第一的人口和劳动力总量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计划署，中金研究院
但也应意识到，中国发挥大国规模优势面临着窗口期。根据联合国人口计划署预测，中国人口总量在未来20到30年时间或将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图表2.13）。考虑到人口总数下滑还伴随着老龄化程度加剧，这将给经济发展带来双重压力。这意味着在大力鼓励生育、提高人口出生率之外，中国还应抓住当前人口和劳动力总量全球第一、GDP规模全球第二的重要窗口期，挖掘自身规模潜力，以此对冲人口红利和人口总量下滑对产业和经济发展的拖累作用。
图表2.13：中国的人口规模优势面临窗口期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计划署，中金研究院
注：人口数统计时间为当年1月1日，预期值始于2022年
（二）中国出口部门显现规模经济效应
在国际贸易端，中国已初步显现规模优势。2000年以来，中国已逐渐成为全球制造业和产业链分工的中心之一，2018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高达27.3%[64]。依托国内市场和产业的规模优势，中国在26个制造业中的24个拥有本地市场效应[65]，包括化工、通信电子、交通设备和机械设备制造等。按行业来看，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本地市场效应最强，技术密集型行业次之，而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则不具备本地市场效应[66]。与前文结论一致，本地市场效应更可能存在于初始投入大和规模报酬递增程度高的行业，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更具备上述特征。从出口目的地来看，中国对东南亚和中亚地区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更强[67]，这部分是由于这些地区在地理和需求偏好上与中国更接近，基于中国本土需求设计、生产的产品也更容易销往当地。相反，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中国的本地市场效应不强。
中国光伏产业崛起印证了本地市场效应的重要性。中国拥有庞大的本土光伏需求市场，2019年中国光伏累计装机容量达205兆瓦时，占全球的32.6%，远超美国和日本等其他国家[68]。借助国内充足的原材料和需求规模，中国光伏企业积累了初始规模优势。在单个企业内部，中国企业更多使用机器，推动产品标准化并简化生产流程，降低了生产成本。而在企业外部，中国光伏产业形成了专业化的生产商和供应商集群，光伏企业得以更容易获得关键投入品，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从结果来看，中国已培育出了极具竞争力的光伏产业，在中国本土市场市占率接近100%[69]。更重要的，中国光伏企业的规模通常是美国同类企业的四倍，推动了生产成本大幅降低进而占领欧洲甚至全球市场。2019年，借助本土市场需求优势，中国光伏产业在全球市场取得了76%的市占率（图表2.14）。
另一个用好本地市场的例子是电信设备行业。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市场，世界上一半的4G基站都安装在中国，中国已经建造了70万个5G基站，而数量仅次于中国的韩国只有11.5万个（图表2.15）。通过将本地大需求市场与理工科人才更多的要素禀赋优势加以有机结合，中国通信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也颇具规模优势。一方面，依托本国大需求市场，中国企业能够在研发上投入大量资金，从而在海外市场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中国多样化和专业化的劳动力支持了新设备和技术解决方案的开发设计，工程师红利在大规模生产过程中得到充分利用。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中国电信设备产业的本地市场效应相当突出，对于同类产品，中国企业的定价比国际竞争对手低10%至30%左右，中国企业的全球市场份额也保持持续扩张[70]。
图表2.14：中国光伏产业充分利用了本地市场效应
资料来源：ECFR，中金研究院
图表2.15：中国通信设备市场同样十分庞大
资料来源：ECFR，中金研究院
（三）但中国的规模优势仍有提高空间
从需求端来看，国内消费大市场有待进一步培育。从总量来看，中国的人口和GDP（2017年PPP不变价）总量均位列全球第一，代表着全球最高的潜在消费者数量和潜在购买力。然而，中国私人部门消费占比却低于美国和欧盟，位列全球第三（图表2.16）。此外，各国的私人部门消费占比均高于自身的GDP或人口占比，而中国则是均低，显示中国在人口和GDP总量的规模优势向消费的转化仍存在不足。从结构来看，相比快消品和可选消费品，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在占比和增速两方面表现相当突出（图表2.17）。2019年，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奢侈品市场，占比高达33%[71]。正如我们在《迈向橄榄型社会》一书中指出的[72]，中国过去十年基尼系数稳中有降，但仍在较高水平，2020年为0.47，高于国际上0.4的警戒线水平。收入分化导致的消费分化现象，降低了国内市场需求的同质性，不利于中国在需求端形成大国规模优势。
图表2.16：中国消费市场仍有提升空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中金研究院
注：私人部门消费为住户部门以及为住户部门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最终消费
图表2.17：消费分化也不利于形成需求规模优势
资料来源：Euromonitor，McKinsey，IHS Markit，世界银行，中金研究院
从产业端来看，中国规模优势在高精尖产品领域的体现仍不充分。从哈佛大学公布的经济复杂度（Economic Complexity Index，以下简称ECI）指数来看，当前中国的ECI全球排名第17位，在过去10年中提升了7位，整体表现突出。然而，在具体产品层面，在产品复杂度（Product Complexity Index，以下简称PCI）大于1.3或1.8的产品领域，中国在此类产品的净出口占比分别为13.0%和0.4%，大幅落后于德国的19.5%和5.2%，以及日本的21.6%和11.6%。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在PCI大于1.3的产品净出口占比远高于美国的4.9%，但PCI大于1.8的产品净出口占比仅相当于美国（2.3%）的1/6[73]。这不仅凸显了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面临“卡脖子”的风险，也意味着中国的规模优势未得到充分发挥，在带动企业和产业升级、迈向更高精尖领域等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74]。
以高端装备领域为例，中国仍存在重整机、轻配套，和中高端供给不足的现象。正如中金报告《第十一章 高端装备：创造条件强化工艺积累》所指出的，中国高端装备行业在注重整机环节研发的同时，却相对忽视了核心器件的配套，导致核心器件的国产化率相对不足。具体到工业机器人领域，中国对工业机器人的需求占全球30%左右，但无论是在上游的控制器、减速器等核心器件环节，还是在中下游的大规模产业化落地和系统集成，日本均占据突出优势地位。此外，依托地产和基建投资带来的旺盛需求，中国挖掘机产业实现了工艺积累和蓬勃发展，在部分领域已跻身世界前列。然而，在试错成本相对更高的工业车床领域，本土制造业的旺盛需求并未成功转化为相关行业的发展动力。中国高端装备行业的现状表明，本土市场规模在促进产业间分工、提高产业链的前后向关联和核心器件的供给，尤其是帮助产业往更高精尖、规模经济效应更强的产品领域爬升等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
（四）中国发挥规模优势的制约因素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的国内大消费市场仍有提升空间，规模优势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未充分体现。究其原因，外部性和垄断这两个市场机制的潜在缺陷，使得规模基础未被有效转化成为竞争优势。更具体的，收入分化、土地部门的拖累和产融结合垄断，是中国发挥大国规模优势需着力破解的三个制约因素。
收入分化不利于形成大规模的需求市场。大国拥有更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是推动大规模生产、利用规模经济效应促进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然而，大国要发挥这一规模优势，却存在着先决条件。具体而言，只有当主导产业发展收益惠及大多数人、消费需求相对同质时，大国人口总量才能够有效转化为对本国制造品的庞大市场需求，而后者是触发规模经济效应的关键所在[75]。相反的，英国等国的经验表明，贫富分化导致本国富裕阶层倾向于购买进口奢侈品。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收益不能被国内工业部门吸收，大国规模优势也就无从谈起。正如前文所述，当前中国仍面临着经济增长收益向消费转化不足、消费分化等问题[76]。未来，也需要更注重收入分配端的公平，为发挥需求侧的规模优势奠定基础。
土地部门对其它产业造成挤压，且天然垄断，导致规模不经济。首先，相比其他行业，与土地密切相关的行业如建筑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可能将拖累整体生产率的提升和产业往更高精尖的方向发展。1995年至2014年，建筑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仅提升了21%，低于同期总体生产率的70%和制造业的97%[77]。此外，土地所有权分布不均带来收入分化，导致本国制造业的需求不足，并转向非技术密集型的发展路径，导致增长滞后。宏观上，这表现为土地部门过度挤占经济发展收益，对其它产业的发展具有负外部性[78]。其次，厂房、机器设备、研发投入等在规模扩大后可以被共享，固定投入分摊带动了单位成本下降。然而，土地具有更强排他性，在扩大土地使用规模时，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投入必须按比例增加，固定成本难以被分摊。这一特性意味着土地是规模扩张时最短的那块板，为其带来溢价能力和垄断权力。因此在微观上，土地部门本身也是高度规模不经济的。过去十多年，中国地产行业经历了高速发展，这也是未来发挥大国规模优势需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
规模经济可能带来垄断，而垄断是否可容忍则取决于可竞争性。正如前文所述，大国规模优势使得本国企业发展得规模更大、享有更高程度的规模报酬。然而，头部企业可能因此积聚了更强市场势力，极端情况下甚至导致垄断，反而可能阻碍产业的发展和升级。20世纪初，美国的规模优势催生了J.P.摩根和卡耐基等大型财团，这些财团旗下控制了金融机构，以及钢铁、电话电报等诸多产业，相应的垄断问题妨碍了产业发展，广受社会各界诟病[79]。在发挥规模优势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垄断与竞争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垄断是否具备可竞争性[80]。具体而言，当垄断是可竞争性的，垄断者迫于潜在竞争压力，持续投入创新和效率提升，往更高精尖的方向迈进。长期来看，这种垄断对效率的危害较轻，甚至反而有利于促进产业发展、强化本国规模优势。
产融结合破坏了竞争的公平性，同样会损害规模经济效应。产融结合模式下，综合金融集团同时控股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将其享有的政府信用担保延伸至实体部门，实体企业能够更轻易的在市场竞争中胜出，获取市场势力。更严重的，借助政府信用担保带来的便宜资金，低效的实体企业得以长期生存甚至蓬勃发展，其垄断是不可竞争的，对本国产业和规模优势的挤出效应更强。例如，过去数十年全球过度金融化所导致的产融结合就损害了整体经济效率，带来规模不经济[81]。在中国，也存在着少部分企业盲目向金融业扩张，风险和问题不断累积的现象[82]。要根本解决产融结合带来的不可竞争垄断，关键是严格限制金融机构将其所享有的政府信用担保延伸至实体部门，推动分业经营、产融分离。事实上，这也是美国政府自1933年金融监管改革后在所一直坚守的根本底线[83]。
五、思考与启示：如何更好发挥中国的规模优势？
新形势下，中国可从两个方面发挥大国规模优势，促进产业链发展与合作。逆全球化和知识型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中国本就具备一定规模基础，可促进内部市场竞争，推动大规模生产、激活规模经济效应。在此基础上，中国还有能力将其他国家融入到本国主导的产业链中，发挥区域内大国的沟通、协调作用。综合来看，中国可在做大本地市场和利用好本地市场两方面发力，在国内产业链发展和升级、地区产业链构建与重塑、以及国际经贸合作各个方面发挥并强化自身的大国规模优势。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84]。
（一）纠正市场机制缺陷，做大本地市场
重视需求侧的规模红利，促进内部市场竞争。规模经济效应来源于分工和交易细化，其关键基础在于具备相当的规模和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一方面，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但需求侧的规模红利却仍有提升空间。多国发展经验表明，重视收入公平是形成庞大消费者群体的基础。当前，中国正着手打造橄榄型社会，加快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收入分配结构有利于形成对本国产品的大需求市场，而后者是大国规模优势的基础。另一方面，在人口和消费市场规模以外，规模经济效应的另一个关键要素是发展市场经济，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促进分工和交易，大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得以更有效地转化为竞争优势，这一点在美国和前苏联的增长对比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但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却也存在着外部性和垄断两个潜在问题，且两者相互联系。针对市场机制的这两个缺陷，可下大力气促进内部市场竞争，减轻外部性与垄断的负面影响，将规模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好。
纠正外部性，加强高质量公共品供给和金融监管。一方面，交通和商业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科技创新等领域的供给是提升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的关键，但这些领域具有较强正外部性，私人部门难以充分有效提供，或因收取高溢价而导致额外的不平等。因此，中国可依托大国在公共投入分摊效应强的优势，通过加大公共投入弥补市场的不足。此外，光伏和通信等行业的经验表明，政府在加大公共品供给的同时，还能够为相关产业带来较大的市场需求，推动大规模生产。事实上，这也是美国政府在19世纪所采取的措施，包括推动铁路网建设、成立美国地质调查局培养相关亟需人才等。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可能借助政府的信用担保推动产融结合，过度追求高风险、高收益。产融结合在带来不可竞争垄断的同时，还使得这些机构免于市场的激励约束，给整个市场经济带来负外部性。中国当前也存在少部分企业盲目向金融业扩张，风险和问题不断累积的现象[85]。针对这些综合金融集团，可借鉴美国等国自1933年以来的做法，通过加强监管控制负外部性，也就是要推动分业经营、产融分离。
坚持反垄断和参与全球竞争，减轻大型知识型企业对创新的阻碍。知识型经济尤其是数字经济的一大特点在于更强的规模和范围经济效应，中国可更好厘清规模和垄断的关系，借助国内市场规模培育出更大体量的数字企业，帮助本国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占优。但是，这也意味着头部企业可能积累市场势力，阻碍市场竞争、产业创新和经济效率。针对这一问题，首先可坚持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提升知识型产业的可竞争性，减轻头部企业对创新和经济效率的损害。此外，还可鼓励头部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市场，通过更大范围的竞争反哺国内市场、提升经济效率。但是，知识型经济更强的规模经济效应意味着各国政府拥有限制他国企业进入的倾向，例如在技术标准、跨国数字治理、隐私保护等方面构建贸易准入壁垒。针对这一问题，中国可从贸易协定、产业政策等方面入手，积极探索与他国在规则层面上的合作，为本国知识型产业开拓国际市场、知识型经济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有利的国际环境。
土地部门的规模不经济来自于外部性和垄断的相互交织。正如前文所述，宏观上，土地部门可能造成对实体经济的挤压，例如土地相关行业的生产率增速慢拖累整体生产率水平、房地产价格制约居民消费能力等。微观上，土地的天然垄断导致其本身就是规模不经济的。并且，土地部门的外部性与垄断相互交织，表现为天然垄断增强了对其它产业的挤压，而后者也反过来强化了垄断地位。土地部门的上述特点，意味着其对规模经济效应的抑制作用较强。因此，可考虑限制土地部门的过度发展，尤其是过度金融化发展。此外，在坚持“房住不炒”定位，让房子回归居住属性的基础上，还可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等举措，满足居民合理的居住需求、释放市场经济活力。
（二）利用好本地市场，加强跨国产业链合作
逆全球化强化了大国在全球产业链格局中的优势地位。相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逆全球化，本轮逆全球化程度较浅，各国尚不至于退回到贸易壁垒高企、以邻为壑的状态[86]。但与历史经验相似的是，本轮逆全球化提高了国内市场的重要性，具体表现为各国将以国内市场（部分）替代国际市场。换句话说，新一轮逆全球化要求各国在促进国内市场经济循环的基础上，在联系紧密的国家间、区域内推进更深度的跨国经贸合作，全球产业链分工因此呈现多极化且各极间相互联系、竞争的新格局。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可依托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在跨国产业链的组织、协调，甚至重塑等方面发挥更积极主动的作用。
打造国内优势产业链，增强产业链的前后向关联。首先，中国可围绕满足国内大市场需求的目标，打造优势产业链。在支持国内龙头企业做大规模、取得产业链主导权的同时，鼓励这些企业带领国内产业链上下游共同成长。其次，美国等国经验表明，大国规模优势有助于增强本国产业链的前后向关联。有鉴于此，中国可鼓励国内产业整体向研发设计、关键零部件等上游产业延伸，或向销售、售后服务等下游产业延伸，在更多环节上爬升产业链地位、巩固优势。最后，依托国内大市场规模，中国具备可容纳更多产业集聚的天然优势。因此，中国还可鼓励不同地区的多产业链、全产业链发展，最终形成基于各地特色的差异化区域产业格局。
围绕本国优势产业链，加强与各国的产业链深度合作。围绕国内产业链，中国可着力打通其与区域产业链和全球产业链的协调关系。首先，积极促成其他国家，尤其是与本国联系较紧密的、地区周边的国家，深度融入到中国的优势产业链中，形成区域产业链，通过区域内深度合作放大并共享规模经济效应。其次，中国还可牵头加强与其他区域产业链的联系，带领区内各国融入全球竞争合作。尤其是，随着全球产业链格局往多极化发展，大国在跨国合作中的引领作用更突出，而中国作为地区内大国也理应发挥关键影响。例如，美国借助国内大需求市场，不但通过《美墨加协定》加强与周边的加拿大、墨西哥的产业链整合，还通过签署《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印太经济框架》等贸易协定，加强本国、本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产业链合作。
通过跨国合作激励国内产业往高端发展，增强大国的引领作用。逆全球化下，大国更加注重国内市场并非意味着要退回到封闭状态，而是在利用国内市场规模带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再通过国际竞争反哺国内产业发展。要达到这个目标，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发力：首先，鼓励国内企业积极参与创新和国际竞争，实现在产业链中的地位爬升，甚至是成为链主企业，帮助中国巩固优势地位。其次，借助跨国产业链整合，推动国内产业升级、扩大本国的优势产业数。更具体的，依托国内市场和跨国合作的规模经济效应，鼓励并帮助本国产业进入更高精尖的产品领域，在核心元器件等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服务本国产业的发展和升级需要。最后，大国规模优势意味着中国产业间分工更细，更应在全球市场规模较小、复杂度更高的产业领域深化拓展，这将有助于提升中国产业在区域内和全球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也有助于带领区内各国共同参与国际竞争。具体实践中，可考虑给予适当的政策支持、降低试错成本，为产业发展和升级提供积极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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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2022年11月9日已经发布的《第二章 逆全球化下的规模经济新优势》
彭文生 分析员 SAC 执证编号：S0080520060001 SFC CE Ref：ARI892
周子彭 分析员 SAC 执证编号：S0080520070004 SFC CE Ref：BRW302
洪灿辉 联系人 SAC 执证编号：S0080121070405
法律声明
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它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水平。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在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转移方面有独特的优势，这三个方面的积累对老挝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都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老挝通过干中学，加强对母国先进技术研究吸收和借鉴，从而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把外国先进技术转化为自己的技术，并将其“内生化经济增长效应”和“结构调整效应”。
一、中国直接投资对老挝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分析
（一）中国直接投资对老挝产业结构的影响机理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老挝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商直接投资对老挝的资本流量和存量的持续增加，提供了较多的资本供给，弥补老挝投资资本缺口；二是外商直接投资建立的企业给老挝企业带来了人才培训和技术溢出效应。
（1）从资本供给角度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投资存量和流量的持续增加为老挝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完善资本形成机制、提高资本形成质量三方面，对老挝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产生影响。一是当老挝处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时，中国所提供的直接投资减轻老挝发展需要的资金问题，较为持续的资金支持能够不断促进老挝经济发展，以实现老挝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发展转型为资本密集型发展，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发展。
二是中国直接投资能够集结更大规模的商品生产、雇佣较大规模的老挝工人就业，当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能够为老挝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并且能够撬动当地政府和私人投资，刺激资本形成良性循环，带来更多资本效应。
三是提倡外商直接投资对老挝企业进行合法合规的兼并和收购，能够改变其原来企业运行管理生产者的旧观念、落后技术和冗杂的管理模式，提高整合资源的能力和资本存量的利用效率，为之提供新科技、优秀管理方案、营销经验等资源；给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带来高质量资本；对老挝生产过程中上游企业生产所需材料、制造产生的零部件的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进而刺激上游企业产品提高自身技术水平。
（2）从技术进步角度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除了为老挝带来资金支持外，还会通过在老挝创办的企业进行技术转移与技术溢出，进而促进老挝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以实现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1) 技术转移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老挝投资建设过程中，以及在以后的生产过程中，都将会与老挝企业进行合作，在合作的过程中，通过对所雇佣的老挝员工进行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培训，提升了工人的技术水平。当这些掌握了先进技术的员工在进入老挝当地企业工作时，就实现了较为先进技术的转移，提高企业的生产和管理效率，提升了老挝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2) 技术溢出
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时，也带来了技术进步，并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和前后向关联效应提高老挝企业的技术能力。
a. 示范效应
在相同产品的生产中，老挝企业与中国对老挝的直接投资企业相比，老挝当地企业的技术、产品、管理和生产技术都落后于中国对老挝的直接投资企业，但在相互合作过程中，老挝企业在与中国对老挝投资国企业不断的合作中，通过模仿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企业的生产技术和产品，不仅实现了老挝产品的模仿，而且促进了产品的创新。
b. 竞争效应
对于老挝本地居民来说，中国直接投资企业相对于老挝企业，具有资金、技术和品牌等方面的优势，能够给老挝企业带来竞争，这种竞争的出现能够成为老挝企业提升自身研发水平的动力，在市场竞争中力争一席之位。
c. 人力资本效应
当中国对老挝投资企业在老挝进行直接投资前，会伴随着中国高精尖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的到来，前往老挝企业进行审查，并对企业在老挝雇佣的当地工人进行系统培训。当这批工人接受了系统培训后，学习到了中国先进的管理经营方式与专业技术方法，再去其他企业工作时，这些经验又不断传播到其他企业，最终形成人力资本效应，促使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达到一种效应溢出。
d. 前后向关联效应
在老挝投资的中国企业，与当地的企业因为产业之间的关联性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关联效应。前向关联是指投资老挝的中国企业与下游老挝消费者及生产企业之间建立的联系，中国直接投资企业刺激老挝原材料产业、半成品再加工产业及制成品产业的发展；
后向关联是指投资老挝的中国企业与上游当地供应商之间的联系，中国企业投资带来的生产任务和制造中所需的原材料都能够进一步刺激老挝企业发展。从资本供给和技术进步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直接投资能够对老挝产业结构产生正面影响效应，促进老挝产业结构优化，提升产业层次。
同理，中国直接投资通过资本流量和存量给老挝带来资本效应，在带来资本的同时，由于建立企业，给当地企业带来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而且中国直接投资投资在老挝投资不同的行业，会进一步的影响和改变老挝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从而促进老挝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二）中国直接投资对老挝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分析
当今世界，几乎没有国家能置身于国际投资之外。如果能积极有效地参与世界的经济活动，并从国外吸引直接投资，就能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国际资本流动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中国直接投资进入老挝市场以后，能够引起老挝的资源配置发生变化。
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通过中国企业直接投资，引入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到老挝，进而影响其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直接投资影响老挝经济增长的方式有：促进资本流入，弥补资本缺口、充分利用要素、优化资源配置。
（1）促进资本流入，弥补资本缺口
麦克道格尔—肯普模型，以构建资本丰裕的投资国和资本匮乏的东道国组成假定的世界，在市场完全竞争的假定下，当中国的资本流向老挝之后，老挝资本边际生产率得到提高，导致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这一模型分析了中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会，弥补了老挝资本缺口，从而带动其经济增长。
（2）技术进步、溢出效应
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解释了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劳动和资本，还取决于技术进步。中国直接投资可以通过跨国企业进行投资，这一过程中，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研发等先进技术可以在利用老挝资源的时候产生外溢效应，带动其技术进步。因此，索洛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了技术进步与发展，分析经济持续增长的真正源泉。
中国直接投资还存在“溢出效应”，中国直接投资是一个包含人力资本、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因素的跨国“一揽子”输出，由此对老挝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作为中国直接投资最主要的形式，跨国公司在投资过程中会产生技术转移活动，“技术转移模型”基础上，分析了技术转移效应，老挝通过其示范效应，经过“看中学”“干中学”从中习得先进技术，促进老挝商品生产技术水平提高。
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内生增长理论的产生，标志着学者们开始注重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内生增长模型中证实了经济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容易出现趋同，而初期收入水平低的国家，在对政府政策、人口等变量控制的前提下，其可能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加速技术吸收和资本积聚，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中国直接投资是个复合体，既包含了资本、技术，也包含了知识，所以它对老挝的影响的方面比较多。
首先，中国直接投资会直接给老挝带来了资本流量和存量的增加，为经济发展补充了资金量；其次，中国直接投资给老挝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从而提高老挝的生产力水平。中直接投资一般是以企业的形式进入老挝，像发动引擎一样带动人力、物质等方面展开竞争，进一步提高生产水平，促进经济增长；最后，中国直接投资是一种比老挝更高水平的知识资本，这样能够激发老挝学习能力，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以提高经济增长。
金融抑制与深化理论
Mckinnon、Shaw提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不利于金融自由化，阻碍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会抑制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需要进行金融深化，政府对金融活动放松管制，使得市场充分发挥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以实现金融体系与经济的相互促进。
根据金融抑制理论，金融抑制可以通过产业结构渠道和储蓄渠道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影响。
①产业结构渠道：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发展工业，政府介入市场，采取金融抑制政策，采用信贷配给、低利率水平等手段为工业发展融通资金，造成金融资源配置扭曲、资金使用效率低，并阻碍了技术进步率较高的产业的发展，抑制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
②储蓄渠道：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高储蓄率是一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充足的储蓄水平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发展工业，会通过政府干预金融市场，压低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以低成本获取国内外金融资源，但随之会产生负面影响。
低存款利率致使国内储蓄意愿较低，银行可贷资金较少；同时，低贷款利率导致信贷需求过热，资金供求失衡，迫使政府进一步干预市场，从而造成恶性循环，不利于杠杆率与经济增长质量间的良性互动。
金融深化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经济增长质量，表现为：
1）居民部门的实际收入增加，货币购买力上升。金融深化取消对利率与汇率的控制，货币服务行业对国民经济产生促进作用，从而通过收入效应产生积极影响；
2）储蓄效应表现为实际国民收入的增加，国民储蓄意愿上升，储蓄率增加，且货币的实际收益的提升进一步推动储蓄意愿的提升，而储蓄是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储蓄率的提升带来投资率的上升，从而拉动了经济增长；
③投资效应表现为银行可贷资金的增加，促进资源合理、有效的配置，有限的资金流向投资效率更高的行业，规模报酬普遍提升，并且金融市场的完善，有效降低未来收益的风险，投资效率的提升助推经济增长；
④就业效应表现为投资效率的提升导致资金使用成本上升，为降低成本投资市场转向劳动消耗更大的产业，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金融深化为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提供资金支持，促进了社会就业水平的提升，即金融深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会的福利分配水平，推动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
总的来说，抑制金融的发展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当政府放开对市场的管控，金融深化带来的信贷扩张推动了投资的增加和投资效率的提升，为经济增长注入活力。
金融市场的完善，有助于其发挥资金配置功能，通过信贷供给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使得更多的资金流向资源使用效率高的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高效化，并且改善了社会的福利分配水平。因此，从金融抑制与深化的理论来看，杠杆率的提升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发挥积极作用。
债务——通缩理论
Fisher在《繁荣与萧条》中首次提出债务—通缩理论，认为企业的过度负债是造成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其后续研究进一步指出过度负债与通货紧缩之间的传导机制。
过度负债使得实际利率上升，经济体偿债压力增大，往往会通过变卖资产等手段偿还债务，社会的真实债务规模扩大，货币的流动性过低，市场悲观情绪严重，造成企业破产，实体经济陷入衰退甚至萧条。从债务—通缩理论来看，杠杆率过高会抑制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并会引发经济的衰退。
当处于经济繁荣期，市场存在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各经济部门均加大投资力度，债务规模不断扩张直至出现过度负债的状态，引起债务人和债权人的恐慌而引发债务清偿，并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债务人为尽快向银行还清债务，被迫低价售卖产品、处置资产，导致市场产品价格普遍下跌、实际利率上升。Fisher假设没有外部货币政策的影响，故企业的资产净值进一步下降，企业的亏损加重，加速了企业破产。
这又进一步恶化了企业的处境，企业不得不继续缩减生产规模，导致市场低迷、资产贬值，进一步加重通货紧缩。但实际上债务清偿并不能清偿债务，反而导致债务人的真实债务规模扩大，经济萧条继续恶化。
金融不稳定假说
Minsky认为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是金融不稳定性。金融不稳定假说指的是，债务扩张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增加，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并会引发金融危机，抑制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将引发金融危机的过程总结如下：
第一个阶段，经济上行，市场内主要为保值型融资。债务人为稳健保守型，未来有稳定的现金流支付债务，现金流入大于现金流出。杠杆质量较高，违约风险小，抗冲击能力强。
经济上行，企业对市场预期良好，加大投资力度，债务规模增大。这个阶段，企业债务压力较小，预期未来有稳定的现金流收入偿还债务，债务结构稳健，市场较为稳定，且有继续向好的趋势。
第二个阶段，经济繁荣期，以投资型融资为主。债务人的不确定性增强，未来现金流仅能够偿还利息，但不足以偿还债务本金，必须靠借新还旧来维持正常经济活动，存在投机性质，杠杆质量与抗冲击能力低于保值型融资。
经济长期繁荣，市场主体倾向于犯外推性谬误，即认为未来经济与目前繁荣期相差不大，经济的良性循环将持续下去。
故市场主体继续扩大其金融规模，债务压力上升，以致于未来的现金流只足以偿付利息，债务本金的偿还以及正常的经济活动需要靠借新还旧来维持。此阶段，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增加、风险提升。
第三个阶段，市场主体的投机性增强，以庞氏融资为主，金融风险集聚。债务人的债务压力过大，其现金流无法偿本付息，靠处置资产或借新债来偿付债务。庞氏融资的违约风险高，并且不具备抗风险能力。
良好的市场预期给市场主体以幻觉，使得保值型融资主体逐渐带有投机性，而投资型融资主体趁机扩大投资规模，向庞氏融资主体转变，从而出现大规模的庞氏融资，未来的现金流无法支付利息以及日常经营活动的开支，只有靠滚动债务来偿还旧债并不断累积新债。
当经济紧缩，行为主体的实际债务价值上升，债务负担加重与债务链条断裂，进行庞氏融资的行为主体破产，触发“明斯基时刻”。
根据金融不稳定假说，当债务扩张从保值型融资发展到投资型再到庞氏融资，市场主体自身的现金流无法支付利息，并且对金融市场条件更加敏感。若此时货币当局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将会导致市场主体实际债务加重与债务链条断裂，庞氏融资企业大规模破产，进而触发明斯基时刻，金融风险演变成系统风险。
金融加速器理论
Bernanke等提出由于存在市场摩擦等原因，信贷双方无法充分获取对方的信息，信息的偏差使得借贷行为的发生并非完全最优，贷方会根据借方的资产状况，判断是否给予信贷支持以及融资成本的高低，但是当借方的资产情况受系统风险等因素发生波动时，市场风险集聚并可能会影响整个宏观经济，最终导致经济衰退，此即为金融加速器效应。
金融加速器理论阐述了在金融摩擦的影响下，信贷市场在受到外部冲击时对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影响，外部冲击为负向时，负面冲击效应扩大，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及持续性，会抑制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金融加速器理论指出企业的融资成本与其资产财务状况相关：当企业资产价格受到外部影响下跌后，企业资产贬值，相应的负债率上升，企业偿债压力增大，由于资产状况受到冲击，银行会要求更高的融资成本，进一步恶化企业生产经营，杠杆率被迫上升，企业陷入“杠杆率上升-外部融资成本上升”的循环；
当遭受正向冲击时，资产价格上升，杠杆率下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状况良好，外部融资成本下降，企业的投资与产出情况改善，企业进入“杠杆下降-外部融资成本下降”的循环中。
该理论的提出还解释了企业经济活动、商业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当市场稳定发展，企业现金流波动较小，且有较好的发展趋势，促使贷方倾向于以较低的融资成本给予信贷支持。
但是一旦经济下行，市场悲观情绪严重、资产贬值，企业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渡过危机，但由于企业经营的恶化、资产价格的下降，商业银行对企业的放贷意愿下降和监督成本的提高，导致企业需要以较高的成本获得资金支持，这又进一步加重企业的负担，导致市场陷入贷方不放贷、借方融资难的循环，最终引发经济衰退，抑制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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